「晨财经」“逆全球化”的沙盘推演：雷声大雨点小疫情背后是全球“低增长高动荡”模式难

疫情背后是全球“低增长高动荡”模式难以维系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至今，对全球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冲击或前所未有。从直观数据走势上看，或已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与1929年“大萧条”之初的走势颇有相似之处。虽然目前推断是否会出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的“雷曼式金融危机”还为时尚早，但全球经济衰退已是必然。
近期，美国、日本等国家宣称将出台政策，补贴本国企业“回迁”引起市场高度关注。美国、日本等国“暗流涌动”的背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体系的更深层次冲击正逐步显露。
对于市场和经济的冲击程度而言，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疫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和本次疫情相比或也相形见绌。西班牙流感尽管感染了全球1/3以上人口，造成了3000万~5000万人口的死亡，大流感期间美股最大跌幅也仅为23% 。且在1920年，即疫情结束仅1年之后，全球经济迎来了持续近10年的“柯立芝繁荣” 。另外，与本次疫情逆全球化和各国不信任明显加速不同，西班牙大流感还是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重要催化剂。这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之外，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本次疫情本质上是一种催化剂，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中脆弱环节的瓦解。
造成这种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的本质原因是：次贷危机之后的12年里，各发达经济体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没有对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进行改革，而是采取大幅举债和货币持续宽松的方式“饮鸩止渴” 。然而，每一轮举债和货币宽松在进一步加重结构扭曲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却越来越小，全球形成了“低增长，高震荡”的常态化模式。 2016年以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频发，正是这一体系越来越难以维系的直观体现。
对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体系“脆弱性”分析及其可能的演绎路径：我们在《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三重坍塌”如何演绎》详细分析了美股十年“回购”泡沫和美国企业债务危机的可能演绎；在《桑德斯“突围”将对美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中分析了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下“民粹主义”的崛起路径。本篇报告我们将聚焦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潜在风险：全球化的脆弱性，疫情对这种脆弱性的触发机制以及在短、中、长期不同的主导矛盾下， “逆全球化”可能的演绎节奏。
“制造业空心化”弊端在疫情下加速显现
1.跨国企业产业外迁造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和中产阶层萎缩
全球化在过去40年中，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用工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跨国企业将制造业产业链分隔、转移至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行为，造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和中产阶层萎缩。
从用工成本考虑，比如：美国制药行业研发人员的工资成本相当于印度市场相同水平的5倍（且不必负担福利金）。此外，曹德旺在《美国工厂》纪录片中也曾提及“以福耀玻璃为例，美国人工成本是中国的3倍，且美国工人受不了所谓的高强度工作，往往诉诸于所谓‘工会’ ，这造成了福耀美国工厂的成本整体比中国高36%左右” 。
这种成本差异带来的高昂利润，驱使产业不断外移，缩减了产业流出国的本土就业岗位。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人员RobertScott认为，从2001到2019年，美国至少有100000家制造业工厂迁往他国，近500万就业岗位流失海外。这造成了美国制造业严重衰退，其税后利润占美国企业整体利润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47%下降至目前的不足20% 。

文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