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山人#一战中的“种族主义”：卷入浪潮的犹太人另一部分按人种界定的、遍布于欧洲民族

另一部分按人种界定的、遍布于欧洲民族帝国各处的民族——犹太人——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卷入这场兵连祸结的战争中。从被西欧民主国家同化的犹太人到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帝国被隔离的犹太人社区，一战都激起了迥然不同的回应，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了类似的结果。绝大多数被同化的犹太人联合起来支持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民族主义号召，支持各自国家的战争努力。在德国，军方于1917年进行了一场特殊的人口普查，以确定在前线服役的犹太人的数量，结果显示有近10万人，而估计其中12000人已经阵亡。在奥匈帝国和俄国，绝大多数犹太人未被同化。在俄国，犹太人被迫居住在栅栏区中，甚至被广泛视为“异教种族” ，但即使这样，仍有犹太人努力追随并参军。尽管俄国在一战前的十年中对犹太人有过残酷的迫害，许多大屠杀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据估计仍有多达450000名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自愿或被强征入伍，主要是承担支援任务并作为下级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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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伤亡人数的估算在战时有所浮动，但不论其总数如何，俄国人和德国人都认为犹太人对败北的战役和一战的失败负有责任。由于遭到俄国领导人对犹太人勾结德国和奥匈帝国敌人的指控，数十万犹太人在战争期间被驱赶出前线战区。许多人在寻找新的定居区或俄军对犹太定居点的随机搜捕中丧命。俄国在战争开始前数十年和战争期间对犹太少数族裔的压迫，使得许多犹太人将前来的德国军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在俄国人和其他非犹太少数族裔看来，有关犹太人背叛的谣言，以及他们与德国占领者之间真实的合作似乎坐实了这样一种指控，即犹太人在这场以沙俄丧权辱国，败北收场的战争中的确参与了破坏沙皇政府战争努力的活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伴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而来的破坏性内战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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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犹太人对德国战争努力所做的贡献——包括沃尔特·拉特瑙对于战时经济的杰出领引——几乎无可指摘，但在战时粮食短缺抗议活动中由犹太左翼领袖发挥了杰出作用，这滋长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思潮。在德国向协约国投降之时，社会民主党人和中央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犹太人）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及左翼活动家在战争末期夺取政权的努力，导致鲁登道夫和其他德国军事指挥官所做出的那个臭名昭着的指控被广为传播和接受，即战争大后方的平民“暗箭伤人” ，而非德国军队的败北应为国家的败绩和接踵而来的羞辱负责。在战后的国内冲突和经济动荡的数十年中，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咬住这些所谓的犹太人战时战后叛国罪行不放，以此煽动和扩大存在于德国社会中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反犹主义思潮。最终，他们变成了纳粹身后的主要力量，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岁月和第三帝国的十年中始终用心歹毒地从事针对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种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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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余下的核心行省中，战时的挫败也明显塑造了一种特别不同的种族战争，并于1915——1916年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强国之一，帝国的崩溃逐渐侵蚀了其土耳其统治者与主体民族历经500余年才培植起来的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解。土耳其官方将这些少数民族定名为米勒特人，其中人数最为庞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便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库尔德人，自奥斯曼帝国创立以来他们就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富有雄心的青年土耳其党官员和知识分子于1908年控制伊斯坦布尔，这在实质上埋葬了奥斯曼王朝，他们多半信奉突厥扩张主义，在对待米勒特群体问题上持有强烈的非伊斯兰教的种族优越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大体上被安置于伊斯坦布尔及其郊区，尤其是东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变成了土耳其种族主义替罪羊的主要牺牲品。当奥斯曼帝国在1890年代行将就木的时候，实际行使权力的最后一位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与其谋士在首都和东部行省怂恿暴徒袭击亚美尼亚人。在这场部分是由宗教因素所驱使的屠杀中，多达100000名受攻击者丧命。然而，法庭和党派理论家却为这一行为辩护，认为这对于消除亚美尼亚“结核病菌”给“伟大的土耳其种族”所造成的威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