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话历史」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二 ) 易中天史策无名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

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 ，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但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 ，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 。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 ，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 ，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 。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来也都是改革派。比如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 ，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