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隋末各地民变四起，隋炀帝对江南割据政权的两次地方整合

隋末各地民变四起，江南地区的地方政治形势较之此时激烈交锋的北方是更为平和却复杂的，吕思勉对此评价：“隋末，群雄剧战，皆在北方。若南方，则虽有若萧铣、杜伏威，据地较广，兵力较强者，亦不逾时而定。可见其时政治之重心，实在北方也” 。
虽然吕氏所指虽是政权武力，但也确实说明江南地区的相对平稳。事实上，江南地区民变得爆发并不晚于北方，以往研究中，将大业九年杨玄感起义作为民变大规模升级的时间节点，而江南最初的大规模民变也发生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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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区域整合的第一阶段
江南的第一次地方整合是以大业九年刘元进起兵起，到大业十二年林士弘称楚帝为止。这一时期的地方整合基本是江南地区的本土势力。这些势力基本反映了农民战争反苛政、求生存的政治诉求，属于隋末民变大爆发的一部分。
如刘元进借杨玄感之事起兵，利用了炀帝在三吴地区征辽东兵役带来的混乱：惠帝复征辽东，征兵吴、会，士卒皆相谓曰：“去年吾辈父兄从帝征者，当全盛之时，犹死亡太半，骸骨不归；今天下已罢敝，是行也，吾属其无遗类矣” 。于是多有亡散，郡县捕之急。既而杨玄感起于黎阳，元进知天下思乱，于是举兵应之。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
响应刘元进的管崇与朱夑也是在“三吴苦役者”的支持下聚集了最初的武装力量。刘元进虽然很快被实力尚存的隋王朝剿灭。但“其余党往往视保险为盗。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战争不息，逮于隋亡” ，成为了南方民变与割据的开端。刘元进以吴郡为核心其统治区域涵盖三吴及以南的会稽、建安、毗陵诸郡，他所进行“称天子，置属官”的活动，确实建立了有稳定疆域和政府结构的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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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进所代表的割据模式为江南此后的民变领袖广泛接纳。刘此后，江南割据则以朱粲与林士弘为代表。朱粲出身隋军官，在镇压长白山贼的过程中结敌自立，实际上是最早的南渡山东领袖，朱粲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长江中游的汉南地区，因此往往也将其视为江淮地区的农民军队。朱粲所部带有鲜明的北方流寇特色“所克州县，皆发其藏粟以充食，迁徙无常，去辄焚余赀，毁城郭，又不务稼穑，以劫掠为业” 。
同时，朱粲到达汉南地区后很快也接受江南割据的影响，朱粲在称楚帝于南阳，寇略汉南诸郡，朱部虽然仍以劫掠为主，但却出现了新的方式“有略得妇人小儿皆烹之，分给军士，乃税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 。说明朱粲所部已经由固定占据、取税诸郡的割据化转变。同时朱粲之败源于诸州豪强的武力反对“显州首领杨士林、田瓒率兵以背粲，诸州响应，相聚而攻之”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朱粲在汉南的统治拥有相对固定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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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粲带有北方色彩的支配方式不同，九江地区的林士弘则是典型的南方割据政权。林士弘并不是武装政权的最初头目，林士弘于大业十二年与乡人操师乞起兵，并作为二号人物在操氏的兴元王政权中任大将军。胡如雷考证认为《隋书》所记载的“操天成”与其他史料之操师乞应为一人。
操师乞起兵不久就在战斗中“中流矢死” ，林士弘接任首领并迅速将势力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泛地区。大业十三年，徙居虔州，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以其党王戎为司空。攻陷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
从操师乞到林士弘的继承关系来看，起兵之初的操、林集团仍然是重于战斗的流动武装。但林士弘接任之后，其集团就迅速成为了江南地区重要的割据势力。林士弘割据政权的建立之时，北方地区也开始逐渐进入割据化，大业十三年正月，窦建德称长乐王；二月，李密称魏公。林士弘政权最终破亡于武德五年，但其稳定政权的维持并未太长时间，史书对于林士弘政权的衰落归结为“俄自相诛灭，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 。而从不同的史料来分析，林士弘政权的衰落原因是更为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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