蟾蜍难登大雅之堂,然而美丽的嫦娥,最初却是由一只蟾蜍演变而来

汉代,社会普遍追求长生思想,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思想盛行,嫦娥逐渐演变成为得到不死之药的月神。但在衍变中,女娲月神阴性的含义、人头蛇身的神形象依然在嫦娥身上保留下来。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构图中:月中蟾蜍口含灵芝,月亮下方人兽合体的嫦娥着宽袖长襦,侧身仰面向上,双手上举,向着月亮飞翔。
出土于南阳西关汉画像石墓的嫦娥奔月图中:画面左上方有一轮圆月,月中俯卧一只伸张四肢的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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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像右侧的嫦娥人头蛇身,头梳高髻,身着宽袖长襦,身后长尾上饰有倒钩状细短羽毛,面向月轮,双臂挺直前拱,抵住圆月外沿作升腾状,周围云气缭绕,饰有大小不等的九星。【蟾蜍难登大雅之堂,然而美丽的嫦娥,最初却是由一只蟾蜍演变而来】画面构图丰满,勾勒用线工细,富于弹性的圆弧线较多,使形象饱满圆润,运动感强,飘然飞升之形神跃然。
汉代嫦娥奔月图式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神话文本的不断丰富及图像学系统的初步雏形形成,二是构图模式和层次的逐渐完善及对图像隐含意蕴的日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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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嫦娥图像以长生及灵魂转换为主题,构图系统中主要有玉兔、蟾蜍、灵芝、三珠树、玉胜等要素,特点是对称性和主要人物的正面性,正面的如西王母、侧面捣药的玉兔、体形硕大的蟾蜍几乎是这一时期这类图像的固定模式。这些图像因素最终组合成了嫦娥奔月的典范图式。嫦娥奔月图式的产生与演变与其神话的产生及演变息息相关,随着各个图像因素内涵意蕴的不断演变,新的图形主题不断产生,成为古人对美好生命的追求与祈求长生平安宗教情感的象征。
战国至两汉神仙思想的兴起与神仙信仰的树立,为嫦娥奔月神话的仙话化提供了契机,使得吞服不死之药而飞升入月的仙化嫦娥形象得以初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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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唐宋时期道教盛行,作为信仰对象的神仙谱系逐渐完善。这一时期嫦娥跻身道教的仙谱序列,而且被尊奉为月神,又称太阴星君,其形象上因宗教需求及仙化意蕴的渐变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据《太上洞真五星秘受经》记载:“其真君,戴星冠,蹑朱履,衣素纱之衣,手执玉简,悬七星金剑,垂白玉环佩。”素纱罩体,体现了萧肃、沉静的阴性品质;朱履裹足,则因色彩的强烈对比使嫦娥形象生动、鲜活起来,展现了月神的阴柔之美。而戴星冠、执玉简、悬金剑、垂环佩则是典型的道徒装扮,至此经典的人头蛇身图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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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唐宋时期,道教加快了世俗化的脚步,嫦娥形象随着道教的发展而渐渐褪去神圣、高贵的宗教仙衫,进入月仙世俗化过程,这一变化使嫦娥的仙女形象基本上确定下来,嫦娥奔月图式流传至今。作为广寒宫女王,嫦娥要教授月宫中的仙官神吏为仙之法,同时管理着山岳湖海的嫦娥仙力也广泛涉及人间。
身为至阴月仙,嫦娥掌控着凡人的祸福命运,因此与俗世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对其恭敬地瞻拜、虔诚地信仰成为人们的精神支点,嫦娥就此在众生中确立了极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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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清以后至民国,嫦娥奔月神话的解读出现了通俗化、人文化特征。此时其形象在继承唐宋基本图式的基础上,嫦娥形象与时代及神话文本的演变相适应,人文化特征越加显著。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神话文本出现世俗化、平民化趋势,嫦娥的形象也随之略有改变。
古代的蟾蜍是人们敬仰膜拜的生物,而在现代审美文化中蟾蜍难登大雅之堂,然而美丽的嫦娥最初却是由一只蟾蜍演变而来,我们渐渐地将美女嫦娥世代相传,遗忘了嫦娥的另一身份是蟾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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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发展中,嫦娥这一神话人物扮演了众多角色,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的百变之仙。作为民族文化表达方式之一的审美文化,不可避免的受该民族特定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信仰方式、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嫦娥形象的审美文化阐释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