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均有自己的官方史书,《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这里的《春秋》,《乘》、《乘》都是史书的名字,其中“春秋”这个名字运用最广泛 。可是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这些史书大部分都消亡了,只有鲁国的《春秋》得到了保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破坏 。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年或281年)在汲郡的战国时魏襄王墓发现了了一本史书,凡十二篇,皆漆书蝌蚪字,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为止 。人们将之称之为《竹书记年》或者《汲冢书》,这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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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的史料《史记》和《尚书》相比,《竹书记年》记载的上古历史更加真实,并且有比较完整的时间纪年,如古本《竹书记年》为我们提供了夏商周三代的时间积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
《竹书记年》还能纠正《史记》中的错误之处 。在夏后启继位问题上,史记记载为:“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以天下授益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 。”带有明显的儒家支持的禅让制色彩,然而《竹书记年》记载为:“益干启位,启杀之” 。简单明了地说出了夏后启和益之间的权力斗争 。另外《史记》并没有明确指出夏朝的首都在哪里,而《竹书记年》却记载很明确:“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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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朝的灭亡,《竹书记年》也提供了更多信息 。夏商有矛盾,《竹书记年》记载了伊尹到夏朝当间谍的事情:“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 。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 。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 。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 。”关于夏桀的暴政,竹书记年写道:“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 。鸣条之战后,夏朝灭亡,《尚书》和《史记》都认为夏桀被商汤流放,实际上古代的“放”是驱逐 。《竹书记年》记载:“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 。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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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部分,商汤死后,《史记》记载了太甲和伊尹之间的事情为:“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 。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 。《史记》把一场政治斗争粉饰得十分和平 。但是《竹书记年》却把儒家的这种粉饰打得粉碎:“……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竹书记年》记载为伊尹和太甲争斗王位而相互残杀 。
周朝方面,《史记》记载比较大的错误是“共和” 。《史记》记载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竹书记年》则记载为:“共伯和干王位” 。也就是真实情况不是召公、周公执政,而是共伯干政,将厉王流放 。这里的共和不是共同治理,而是共伯执政的意思 。另外,《竹书》记载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也就是发生了一次日食,成为推算周朝王表积年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
关于东周部分,《竹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出现过“二王并立” 。西周灭亡后,申侯、鲁侯与许文公拥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也在地拥立王子姬余为王,称携王 。周王室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帮助周平王攻杀周携王 。这段历史,《史记》没有记载,而《竹书记年》记载了 。
除了这些明显的不同,《竹书纪年》在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很多都有和《史记》有出入,根据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多次证明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史记》记载的十分详细,但是《史记》也大规模摘抄于《尚书》《左传》《战国策》,因此其中的错误在所难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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