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话历史：乾隆初政：打击鄂张朋党绝不手软张宏杰史客儿

张宏杰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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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是威胁皇权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如唐朝的牛、李党争，宋朝的元祐党争等等。乾隆一朝注重打击朋党， 1740年，结束了五年政治实习期，乾隆就开始处理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朋党问题，显现出乾隆作为一流政治家的才干。乾隆晚年，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所以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的和珅才被乾隆看重，成为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并对朋党深恶痛绝。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张廷玉则是雍正最倚重的汉族大臣，任文渊阁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第一宣力大臣” 。
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但是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
乾隆虽有察觉，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 “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 。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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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乾隆皇帝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 ，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乾隆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下谕旨告诫鄂“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