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纪念｜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修明：为知识分子寻出路( 二 )

历史所的吴健熙老师回忆了刘修明先生在学术生活之外的一面。他说，刘先生曾写过一本有关茶文化的书赠送给自己。此外，刘先生对佛乐也有欣赏的兴趣，借此可以排遣杂事、烦心事。他晚年住在太湖边上的明月湾，借此一方宝地陶冶性情，颐养天年。可见，刘先生有入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
曾在锦江国际集团任职的翁长松先生表示，自己和修明先生是忘年交、老朋友，自1974年自己到历史所学员班就学以来，就和刘老师长期交往，大家彼此经常见面、通电话。在同时代的一些老先生眼里，刘先生文笔好，出笔快，写文章漂亮。刘先生也重情谊，譬如王守稼先生的遗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由他一手操持完成出版的。刘先生一生著述颇多，他晚年最为得意的著作，同时也是最能体现其一生心志的就是《儒生与国运》一书。他当年曾表示，写该书就是想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条现实的出路。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处处对现实有所指，和现实有联系，归纳起来，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时代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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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代表他远在加拿大的兄长杨善群研究员发言。杨善群老师的书面发言指出， “刘修明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 。当年杨老师从兰州回沪工作后，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经常仰仗研究室同人刘先生的鼎力相助。譬如，刘先生曾介绍自己到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后来刘先生出版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也曾赠送给自己一套。 “还记得在单位组织的一次赴浙江旅游活动中，我和刘先生一路同行，相谈甚欢。当时他健步如常，本想他可以更为长寿的，不想他就这样走了。 ”《学术月刊》退休编辑谢宝耿先生接着发言，他表示，前一天晚上为了来参加这个追思会，专门翻阅了以前和刘先生的往来信函，看了以后感慨万千。粗粗计算一下，刘先生生前在《学术月刊》一共发了1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经手的，很幸运能够刊发刘先生的稿子。他认为，刘先生的稿子立论好，文笔好，论证也严密，自己感觉不是在审稿，而是在拜读学习。 “和刘先生相识4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很多方面对自己有指导和教益。后来刘先生一度从历史所调到《社会科学报》，我们大家在一个大院子里，经常有碰头，交流也更多了。晚年他经常到苏州去居住，因为他说自己眼睛不太好，到苏州休养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对眼睛有好处。刘先生还热心助人，推荐过不少人的文章到《学术月刊》编辑部，不但帮小青年，也经常帮老朋友。 ”
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亦强调，刘先生在学术上有他独到的建树。 “我1989年到历史所，因为学科差异，交集不是很多，但刘先生出版的每一本书都送给我，这些著作上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可见他对我们这些后辈是非常提携的。刘先生那代学人是比较艰难的，他是在那一代学人中能够成功突围，并且取得重要成就的屈指可数的几位。还有一件事，王守稼先生1988年去世后，他们家里很困难，儿子也很小。所里有几位同仁，记得有刘修明、吴乾兑，吴桂龙等人，每个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王先生家里人，一直资助到王先生儿子高中毕业。另外，刘老师还为王守稼编过一本书，这本书是1990年出版的，那个时候出书很不容易，刘老师是动员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和人脉来做这件事的，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挚友完成了遗愿。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傅德华教授代表刘先生的母校发言。傅德华教授表示，刘修明先生是复旦历史学系的杰出系友， 1958级的系友中少有其他人取得像刘先生那样大的学术成就。傅教授还回忆，自己是1970年入校的，之后经常到徐家汇的老历史所来查资料，由此也和刘先生相识，向他请教过问题。他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刘先生晚年住在太湖边上疗养，曾邀自己去聊聊，谈谈复旦历史学系的人和事，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一直没做成。
历史所同仁施扣柱副研究员发来了书面发言，她提到：“刘修明老师是才子型的学者，著述丰厚，嘉惠学林多多！他气质儒雅，性情温和，尤其善待后辈学人。我曾旁听过刘老师的研究生课程，他的循循善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曾推荐我参与太湖通史项目，因那时我正在华东师大读博难以分身，无奈辜负了他的雅意，深感内疚！他对后辈学人的关心堪称无微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