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柱带你读历史]一诺千金，最恨朝秦暮楚之人，因此惹蒋介石大怒，杜月笙极重信义( 二 ) 头条专栏读书工作室旗下产品

语所极其沉郁，为众人多年所未闻。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罢。 ”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对杜月笙极为不满，更是震怒，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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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的一天，蒋常去的台北郊外别墅，呈现出一派森严的气氛。傍晚时分，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先后驶到，走下一个个或戎装或西装或中山装的国民党要员。他们都是接到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赶来此地晋见蒋的。当几位心腹干将出现在办公室时，蒋破例地一抖身子，别转身去，鼻子里发出扑哧扑哧的“哼”声，却一言不发，也不让座，直吓得老资格的张群等人笔挺地站在墙角，不敢进也不敢退。
半晌，蒋大吼一声，转身扔过来一张《中央日报》：“你们自己看看？好好看看！你们的老朋友杜老板现在怎么样了？”
俞鸿钧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胆子稍大，他拾起报纸，上下扫描，找到一则用红笔圈过的报道。该报道转引新华社消息说，中国银行将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原任商股董事、现在香港的杜月笙、张公权、百光甫、宋汉章、李铭等人已正式出具委托书，将委派代表前去北京参加会议云云。
俞鸿钧时任台湾财政部长，自然要负责，赶忙趋前一步，说：“总统息怒，这会不会是老杜他们迫于那边的压力，出于无奈呢？”
蒋这才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随后用宁波官话说：“娘希匹！那帮银行家随风转舵倒也罢了，想不到老杜也来这么一手，难道他还想回上海滩当大亨不成？”实际上，大家早已知道此事，而且已拟了应对方案带来，只是没有想到蒋会如此动怒。
张群不愧是蒋的左膀右臂，顶尖高参，出主意说：“蒋公，此事大有周旋余地，可抢在北京开会前，让他们发言改变主意，至少也必须让他们来台湾开会。我建议，台湾‘中行’立即筹备召开董监事会议，时间就定在北京开会前后，只要杜月笙来，或者派人来，那么中共的宣传影响就不起作用了。 ”
蒋对张群自然言听计从，不住地点头。
这次“御前会议” ，最后通过对付杜月笙的三项办法，并立即付诸行动：（1）要求杜月笙、张公权、陈光甫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前致北京中行的委托书系出胁迫，决予放弃；（2）要求杜月笙等出席台湾“中行”定于4月20日召开的董监事会议；（3）最低限度，杜月笙等亦须同样出具委托书，派代表来台北。
蒋亲自指派俞鸿钧、洪兰友两人，立即飞赴香港，直接找杜月笙问话。
俞、洪非等闲之辈，到香港后，先不见杜月笙，而是分头拜访张、陈、宋、李诸人，想从外围寻求突破口，然后再集中精力对付杜月笙。他们认为， “中行”要挟蒋之“圣旨” ，恩威并施，这批银行家不免畏缩动摇，闹起内讧，到得此时，事情就成矣！
杜月笙得知消息后，叫秘书骆清华转告诸友四个字：“坚持立场。 ”
杜虽是帮会头领，但为人极重信义，一诺千金，最恨朝秦暮楚之人，这点在上海滩是无人不知的，所以就凭这句话，这班鼎鼎大名的银行家们，始终没有翻悔他们所作的选择。
事情白热化了，俞、洪没有办法，只得找上杜家宅门，硬着头皮，兴师问罪。对于这等人物，杜月笙定下快刀斩乱麻之策，不与之纠缠，亦不与之辩白，见面之后，斩钉截铁地声明：“我做人最重信义，不能说谎，更不愿卖友，此次北京中行开会，我等已签委托书，则一切改变均不可能，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听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