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外国朋友眼中的疫情与死亡( 二 ) |交个朋友吧|英国|德国|

（小标）德国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死亡”
25岁的德国女孩玛丽是个法学博士生。今年2月初，她从德国到北京，趁着大家在家躲疫情的空城期，把北京城逛了个遍。面对我委婉的提醒和劝阻，她说：“少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遵照科学的指导，就已经能消除90%的患病概率了，我不愿为了剩下那10%的概率牺牲生活。 ”玛丽在北京一直逛到3月中旬，才恋恋不舍地飞回德国。
她不怕死吗？这种心态在多大程度上与教育有关？我和玛丽聊起德国人的死亡教育。她说，德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死亡这个概念，小学一年级时就有一门必修课程，可以从天主教神学/基督教神学/哲学课中三选一，分别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无神论者设计。在这个课上，老师经常会和学生探讨死亡。
她还告诉我，在德国，小孩子就可以决定自己死后想要葬在哪里，捐赠什么器官，甚至可以提前声明，自己死前不接受任何人工延长生命的方式（如呼吸机）。说着说着，玛丽从钱包里拿出她的“遗体捐赠卡” ，上面标注着她的名字和决定捐献的器官——全身除了眼睛的所有器官。玛丽说眼睛对她意义重大，她希望带着眼睛离开。她还说，这些卡片德国人会随身带着，如果有什么意外，遗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德国，在葬礼的上半场，人们为逝者哀悼；下半场，逝者的亲人为来宾准备宴席，大家一边吃，一边分享自己与逝者的故事。大家会把与逝者相关的物品带来，按照认识逝者的年份顺序分享回忆。宴席结束时，你仿佛重新了解了逝者的一生。整场宴席充满欢声笑语与恋恋不舍，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玛丽说，按照德国的传统，这是人们与逝者在一起的最后时光，结束之后，就要真正送走他（她）了。从这个角度看，死亡不是一个可怕的终点，而是一场快乐的相聚。
（小标）以色列人：该尽兴时尽兴，该隔离时隔离
奥戴德是我在以色列旅行时遇见的朋友， 26岁，在以色列最好的大学读政经哲专业，幽默开朗， 18岁时便曾扛枪上战场，见证了炮火中的生死无情。 3月初，他从埃及旅行回以色列后，几乎跟我同一天开始了自我隔离。他告诉我，以色列人生性爱好自由，天不怕地不怕，喜欢挑战规则，让所有人都遵守自我隔离的要求其实并不容易，但中东永不停止的战争、历史上犹太人屡屡遭受的迫害，使得以色列人极具危机意识。
经历过多次战争的一位42岁的以色列朋友曾跟我说，以色列只有拇指大小，从一头到另一头不过几小时车程。如果我们输了，输的就是国家的全部土地，我们每天都活在危机里。
应对危机，几乎是以色列社会的常态。在疫情刚有苗头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就已开始警觉，对所有从境外回来的人进行14天隔离，暂停了很多宗教祷告活动。以色列有顶尖的医疗资源，人们既没有过度恐慌也没有疏忽大意，应对方式基本理性。奥戴德告诉我，除了一些在他看来固执己见的极端正统犹太教信徒，依然不愿放弃每天聚众祷告、学习犹太律法之外，大家都能够遵守隔离规定。在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教信徒看来，信仰是应对病毒和死亡的唯一方式。
去年8月我去以色列游玩，夕阳西下，我站在特拉维夫海边看落日。特拉维夫的海滩是我见过的最热闹的海滩。站在海边，听着大人孩子在沙滩上海水里嬉戏打闹的声音，我真切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这里的人们努力将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尽兴，工作时拼命工作，享受时用力享受，该隔离时也会担起责任。毕竟，他们太明白美好的生活得来不易。
希望经历这场灾难后，无论生长在哪种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都能明白什么对我们来说是真正重要的，明白生者应如何更好地面对死亡。希望一切快快好起来，我们能早日出门看看迟来的春天，抑或是南半球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