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治 ， 则民自治；君无为 ， 则民有为” 。 用今天的话来翻译 ， 就是 ， 有政府 ， 无作为；小政府 ， 大社会 。
这跟当下世界倡导的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脉相承 ， 要知道 ， 这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 所以 ， 人类在孩提时代的思维 ， 越天真越丰富越有创意越能启迪后世 。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 ， 更多的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13年的故事 。 这一年 ， 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 ， 而这一公诸于众的做法却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 。 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 ， 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 ， “民在鼎矣 ， 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 ， 法治的手段是刑 。 正所谓 ，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 ， 法治就是以法治国 。 我们不禁要问 ， 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 ， 齐之以刑 ，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 。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 就是 ， 用政令来引导 ， 刑罚来规范 ， 人民不敢犯罪 ， 但没有羞耻心 。 用道德来引导 ， 礼仪来规范 ， 人民不但知羞耻 ， 还能自律 。
原来孔子所要的结果 ， 是“治标”又“治本” 。 在他看来 ， “德”乃“治本”之“方” 。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看来 ， 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 。 其理由 ， “利之所至 ， 趋之若鹜；害之所加 ， 避之不及 。 ”他认为 ，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 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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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韩非子所说的法治 ， 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 。 为此他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 。 “故明主之国 ， 无书简之文 ， 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 ， 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 ， 以斩首为勇 。 ”无德之德 ， 必是伪善；非法之法 ， 必为恶法 。 德治与法治之争 ， 其实就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 荀子又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 。 他的名言是：“天有常道矣 ， 地有常数矣 ， 君子有常体矣 。 ”说的是 ， 天 ， 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地 ， 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一个君子 ， 不会因为小人吵嚷 ， 就停止行动 。
荀子眼里 ， 道 ， 就是规律；数 ， 就是法则；体 ， 就是标准 。 天有恒定的规律 ， 地有恒定的法则 ， 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 ， 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 君子的常体是什么呢？荀子又说 ， “天行健 ， 君子以自强不息” 。
荀子的学生韩非循着师父的名言 ， 行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 ， 他在《韩非子》一书中 ， 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讲“防范” ， 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 ， 比如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当然 。 这些方法和案例虽然大多在“术”的层面 ， 但他的观点却显露无遗 ， 根本的在于法 ， 即制度 。 他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 ， 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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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 ， 韩非子与儒家的二号人物孟子也有过思想上的交锋 。 孟子说：“恻隐之心 ， 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 人皆有之 。 ”由此产生了以“德”为核心的仁义礼智 。 恻隐之心是谓仁 ， 羞恶之心是谓义 ， 恭敬之心是谓礼 ， 是非之心是谓智 。 正所谓 ， 水性向下 ， 人心向善 。 只要努力追求 ， “人皆可以为尧舜” 。
对此 ， 韩非子也有不同见解 。 以伯乐相马为例 ， 伯乐如果讨厌那学生 ， 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 ， 就教他相普通马 。 千里马百年不遇 ， 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 ， 佣金来得快 。 正所谓“君以计畜臣 ， 臣以计事君 。 君臣之交 ， 计也 。 ”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 ， 正所谓实现其“自由之思想 ， 独立之人格” 。 韩非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 ， 人是靠不住的 ， 只有靠制度 。 在韩非看来 ， 唯一能做的 ， 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 。 而最为管用的 ， 就是“两面三刀” ， 两面即赏与罚 ， 三刀就是势、术、法 。 这些加起来 ， 就是韩非所谓的“法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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