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风险社会的“完美病毒”，新冠为什么可怕？( 二 ) |癌症|全民健康dou起来|她健康家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冠病毒可以说是风险社会的“完美病毒” ，它身上正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诸多特征。齐格蒙特·鲍曼曾在《寻找政治》一书中，用德语中的Unsicherheit一词来总括当代风险社会中“最险恶且最令人痛心”的特征，该词包含三重意味：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在“上帝已死”的年代里，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中，人们感到前途未卜，为未来小心翼翼，为安全而担忧。如果说以前中国人还对这种心理难以感同身受，那么在新冠疫情中，我们可都是切身体会到了。
经此一“疫” ，对中国人而言，风险社会正式降临了。这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将改变我们对风险、对未来的感知和预期。新冠疫情也极其生动地展现出“风险社会无国家边界”的特征，这不是一个切断联系就能应对的危机，也不是“他们”的事，而是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正因此，才更需要所有国家、所有人放下隔阂，克制住对集体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恐惧，更勇敢地直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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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疫情中，不同人群对待风险的反应迥然不同。相比起欧美人，哪怕是旅居当地的华人，往往也更快进入战时心态，表现出一种对风险的高度敏感，但这有时又不无极端偏向：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行动起来，坚壁清野，备战备荒，甚至还有一种“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架势。这究竟是反应过度，还是有先见之明，在多变的形势下可能评价相去悬殊，但背后的一个心态却是在中国社会中不时可见的：人们常常觉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过激的反应都不为过。
正因此，中国人常常无法理解欧、美、日国家的平静，或者讥讽其为“佛系躺倒、无力管理、心大无脑” 。日本自疫情爆发至今，仍然保持着社会生活大体不变，公共交通和大部分商业设施也依然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同样控制住了；相比起来，中国已经治愈了6万感染者，湖北新增病例也已经归零多日，然而日前各地还是有拒绝湖北大巴入境的事。这种非理性决策的根源是对病毒的恐惧，而不消除这一点，复工、复产、复学就始终无法落实，社会无法归复正常运作。
冷静下来看，也能发现，对新冠的恐慌其实是来源于不了解、不确定和不可控。当然，面对这样数十年不遇的疫情，一时的恐慌在所难免，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会一点点更多了解、也更能管理这一风险。日本人之所以表现得那么镇定、克制，与其归结于某种“国民性” ，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地震多发的岛国，突发灾害几乎就是生活常态，因而有着完善的公共应急机制，国民也就不太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套机制绝非一蹴而就，但对个人而言，至少多了解一下相关的医学常识和防护措施，也就会慢慢意识到，它其实真的没那么可怕。可理解、可控的事物，是不会让我们害怕的，而这都需要借助理性的认知。这也是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是我们在进化中胜出的终极技能——理性是个好东西，你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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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风险社会的“完美病毒”，新冠为什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