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称之为“亘古未有之便益”，一道奏折开启京城电话时代盛宣怀|奏折|北京|电话机|李鸿章|光绪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光绪皇帝奏请开办电话业务，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了自己创办电话的历史。
如此一部奏折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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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次年10月16日，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受邀访问某电气厂，参观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当时的日记称之为“声报机器” 。郭嵩焘及其随从张德彝亲自尝试通话，算是中国人历史上的第一次。
在我们过多关注电报发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近代的电话通信。其实，外商在中国开设电报局之后不久，就把电话带到了中国，而且电话与电报相比，更具方便易用的优势，因此，市场更加广阔。
188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外滩租界内开办德律风（电话，以下同），仅比美国电报公司晚一年，上海由此成为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之一。同年，英国人在租界试行电话。此后，洋商纷纷开始筹划在当时中国的各通商口岸开办电话业务，对中国的通信主权构成严重威胁。盛宣怀首先意识到这种威胁，他以商人的敏锐视觉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1899年11月19日），时任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的盛宣怀向皇帝提交了题为《由中国电报总局开办电话》的奏折，奏折虽然只有区区488字，却涵盖了自主开办电话业务的意义、电信业务发展的趋势以及电信业务经营管理的方式等，其语言之精炼，蕴意之深刻，堪称史上佳作。其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电话业务这个新生事物因“人情喜便”并开创了“亘古未有之便益” ，不但不可能被禁止，而且一旦发展起来，对电报事业将带来不小的冲击，甚至“涓涓分流积久而可断正流” 。这里论述了电话的分流作用，得出了“事权之不可分”的结论；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开办电话业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早补救”、“官督商办”“杜诸邦觊觎之谋”的大体思路。《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将这一历史事件记录为：“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奏：电报公司拟添设德律风，杜外人觊觎之谋，保电局已就之利。允之。 ”这是中国官办电话真正的源头。
盛宣怀的奏折很快就被批准了，但可惜的是，转年就发生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事件，清皇室仓皇西逃，一路跑到西安，建设电话的事也就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