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欧洲人当时富有希腊的批判精神，却缺乏其创造冲动司马|续篇|刘禹锡|回来|大写

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极富创造力的柏拉图在欧洲几乎默默无闻。总体来看，欧洲人当时富有希腊的批判精神，却缺乏其创造冲动。虽然也有一些新柏拉图派的学者存在，但是他们的理论与柏拉图的关系，和基督教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般无二的。后世学者经常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贬斥得一无是处，这其实是错误的。当时教廷的统治者大多蒙昧无知而且猜疑心重、仇视异端。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们只能保持一种严肃的表面形式——他们甚至无法去宣传大胆的思维设想，而是一味地用暗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场澄清人类心理缺陷的斗争，没有长时间的投入与奋斗是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现在那些看不起“经院哲学家”的学者经常为此而犯很严重的错误。人类的思维中大多存在一种自然的民族化倾向，这种倾向往往会造成一种邪恶的、不公平的结果。比如，“欧洲人”有时候会把“亚洲人”视为另外一种生物，同时他们会把另一个“欧洲人”不自觉地想象得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善良和美丽。这种思维的结果是，当一个欧洲人和一个亚洲人产生纠纷时，他会不自觉地偏袒欧洲人，反对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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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仅仅是以此为例，因为事实上人们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人种的区分，而是所有名称上的近似和对立都会造成这种倾向。中世纪的哲学思想的对立主要发生在“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二者之间。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唯实论者”与我们现在的“唯实论”含义几乎完全不同。近代的唯实论者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人，可是中世纪的唯实论者则是现在的唯心论者。中世纪的唯实论者认为任何名字都有一个实物与之相对应。例如，他们主张世界上真的有一个欧洲人，其各种标准都要远远超过社会上普通的欧洲人，或者说，每一个欧洲人都是这个实体的失败的、走了样的、有缺陷的复制品。
与之相对的唯名论者则认为，个别的欧洲人才是唯一的实体。“欧洲人”只是这些实体的统称，除此以外它别无其他含义。哲学上的对立总的来说是广泛而且繁杂多样的，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要想把这些思想言简意赅地总结出来并不容易。就像我们所叙述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区别，许多现代读者都会不自觉地认为后者更科学，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只是挑选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解释他们的思想，不同性质的名称和分类在其价值和实体上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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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叫“托马斯”或叫“威廉”的各个实体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或者认为世界上存在这一个理想的托马斯或威廉都是荒谬的想法；可是历史上各个人种之间存在深刻差异却并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宠物”和“工作用动物”这两类在人类习惯和应用方面区别不是很大，可是猫和狗之间的区别却非常大。有些分类是烦琐细致的，有些却是涉及根本和实质的。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唯名论会放弃“名称仅仅是个标签”这一类的想法了。
他们后来转而尝试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探索实物身上普遍的规律作为分类的依据，这样一来，他们的做法就称得上是“科学研究”了。唯实论者后来都慢慢养成了独断专行、粗暴区分、生硬判断并且固执己见的态度和工作方式，这是心理上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容易出现的问题。与之相比，唯名论者则走上了认真分析研究，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探讨、实验以及怀疑态度的道路。所以，在这些哲学家的影响下，人们对教士的道德是否应该保持高尚，其独身生活是否恰当，教皇的税收是否公正，弥撒仪式里的面包和酒是否神圣，普通天主教的教导方法是否合理等，都展开了更激烈的讨论。
当时的阿伯拉尔、大阿尔伯图斯、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都在这些讨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些唯名论哲学家试图用健全的理性思维改革天主教。继上面几位唯名论者之后，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是两位新的影响深远的哲学家。邓斯是牛津方济各会修士，苏格兰人；后者则是英国人。他们把神学和哲学做出了明确的区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神学被放在了非常崇高的位置上，而很难再去阻碍其他方面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