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18到何梅再到七七，对侵略者的退让只能换来更进一步的侵略 1931年9月18日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东北军。随即日军以此为借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
对于侵略者的暴行国民政府和东北军既不奋起反抗也不对日宣战，反而将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 ，希望“国际联盟”出面制止关东军的侵略。同时也在幻想日本侵占东北后会满足而停止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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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日军进入奉天
这种“不抵抗”的软弱态度非但没能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反而让关东军的气焰更加嚣张。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同时日军意图继续南下进入华北地区。
注：国际联盟中各国均不愿出面直接对抗日本，因此执行“绥靖政策” 。给出的调查报告对中日各打五十大板，并建议中日双方都撤出东北，东北由国际联盟各国共管。
1933年国内政府在外交上获得利好消息。 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发表通告，表示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受此影响国际联盟于2月14日通过了“19国委员会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满铁附属地和确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的报告书” 。
日本公开反对国联的报告书并宣布退出国联。同时关东军开始大举入侵热河省， 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也有陷落的危险--华北危急！对此南京政府不得不改变态度，由单纯的交涉转变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
日本在外交陷入被动的同时，自己内部也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军部不少实权人物反对扩大战争。例如“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正在快速晋升中的石原莞尔就明确反对全面侵华。他认为贸然全面侵华会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日本应该先稳固东北。
注：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反扩大派并不是反战，他们是认为侵占全中国的获取会远小于付出（因为中国太贫瘠，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接手的利益）。认为日本应该先巩固东北、积蓄力量，静观局势变化，待时机成熟时再出来和美苏争霸。
同时由于国民政府开始军事抵抗，长城沿线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也让日本军部担心关东军孤军深入华北有被切断补给线而全军覆没的危险。加上这一时期，日苏关系也日益恶化，日本军部最终决定先暂停侵略，与国民政府谈判。
此举可谓是正合仍然心存幻想的国民政府之意，因此国民政府做出巨大让步来换取和平。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议（又称《塘沽协定》），九一八事变正式告一段路。
塘沽协定对于中国而言其屈辱程度并不亚于满清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首先默认了日本对于东北和热河的侵略，并将冀东地区划定为非军事区。虽然日方承认冀东为中国领土，但是国民政府不得派遣军队进入，只能由警察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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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中划定的非军事区
屈辱的退让能真正的换来和平么？对于日本军部急于效仿石原莞尔升迁的参谋们来说，这种退让是在暗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宰割中国。
虽然国民政府恪守协定，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并不是问题，没有借口就像“九一八”一样制造借口就行了。
1935年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军（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国民政府提出正式交涉。酒井隆指责国民政府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域”；暗杀亲日派人士（胡白暗杀事件）等等， “恶意”破坏《塘沽协定》。
注：日本天津驻屯军是日本根据《辛丑条约》获取的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军权，原本叫“清国驻屯军” ， 1913年改称为“中国驻屯军” 。
并以此为借口，提出一系列要求，威胁国民政府三日内做出回复，否则将调遣关东军入关。
注：有证据表明“胡白暗杀事件”酒井隆才是罪魁祸首，例如天津驻屯军参谋石井嘉穗则在战后透露称：“白逾桓之暗杀，实即出酒井隆之唆使。 ”
因为自身弱小以及复杂的内部形势，国民政府惧怕战争并且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与日本的对抗之中，反而一厢情愿的认为退让可以安抚住侵略者。幻想可以用空间换时间，待自己强大后再收复。
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展开谈判，意图再次以让步换取谅解以及和平。最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 ，又再次“换来了和平和所谓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