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黄洁夫：疾控工作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传染病|技术|跳槽那些事儿|

17年前，一场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肆虐全国。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亲临一线，指挥抗击非典。
17年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袭来，并在世界暴发。如今，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的黄洁夫密切关注新冠疫情的发展，对疫情建言献策，并坚持每周在协和医院从事外科临床工作。
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3月20日， ***采访人员独家专访了黄洁夫。

本文插图
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张华东摄
谈SARS
领衔第二批专家组，支持钟南山病毒说
***：2003年SARS期间，你在卫生部做什么工作？
黄洁夫：十七年前的事，仿佛还是昨天，记忆犹新。我是2001年10月调至卫生部的， 2003年2月7日我回广州过年， 8日广东省副省长与卫生厅长告知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附二院发生了医务人员群体性不明原因肺炎，医疗界有些紧张。我第一时间就电话报告了卫生部主要领导，卫生部高度重视，春节前就派遣卫生部与国家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穗调查。第一批专家组调查结果是“衣原体”感染性肺炎，主要是当时发现尸检病理有大量衣原体。春节后，疫情未能控制，有更多人员发病，多个医院均发生疫情。我受命作为第二批专家组的卫生部领导赴广州。当时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基因测序、核酸检测等，病原体一直未明确，国家CDC专家与广州临床专家意见不一致，有“衣原体与病毒之争” 。我是支持钟南山等八名呼吸病专家意见的，认为疫情是病毒感染。
***：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后，你主要做了什么？
黄洁夫：常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作为一名74岁的退休干部，虽已不能亲临抗疫前线，但心在抗疫前线， “老骥伏枥”吧！我有许多学生和昔日同事与朋友都在抗疫一线，我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也为他们英勇奋战取得的胜利而鼓舞，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在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层面，例如：基金会与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的同志们联合，联系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向大陆捐助了台湾第一批抗疫急需物资；基金会募捐善款，并与宜兴市人民政府、韩美林紫砂艺术馆捐赠紫砂壶义卖向抗疫一线的战友们献爱心；基金会开展了“网上讲座” ，集中移植专家的智慧讨论与疫情有关热点问题，如：“终末期新冠病人肺移植”、“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疫后公卫体系重建等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策。
谈“短板”
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
***：与2003年SARS相比，你觉得这次应对疫情比较大的进步是什么？
黄洁夫：经过SARS以后我国综合国力与十七年前已今非昔比，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与科学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令全世界瞩目的是我们用了很短时间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是传染源，并在2020年1月10日，把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全世界分享，对传播途径有较明确判断，在检测、诊断和治疗新冠病毒方面均有较大进展。重组疫苗现已进入临床试验，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建成使用，以及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英勇赴疫情最前线，全社会万众一心抗击疫情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与2003年SARS相比，哪些方面变化很小或没有改变？疫后改革有什么建议？
黄洁夫：与社会经济及科技显著进步相比较，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的制度、体制与能力的现代化管理改革十分紧迫，这次新冠疫情深刻地反映了这些“短板” 。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与我们体制的强大，则疫情牺牲会更加严重。我相信，党中央国务院会在疫情控制形势进一步好转时审时度势地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并推进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