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党争，本质上就是鸡飞狗跳的掐架，把朝政搞得混乱不堪万历朝开始党争愈演愈烈

万历朝开始党争愈演愈烈，以读书报国为宗旨的东林党人，在朝野上下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也逃脱不了党同伐异的痼疾。
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被称为明末三大案，其实本质上来说，这三大案都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只是几场闹剧而已。可之所以在当时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是在这背后都隐含了官僚集团激烈的党争，尤其是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已经形成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就是明朝末期著名的“东林党” 。
明朝末期的党争在万历朝就已经很严重了。明神宗懒得打理朝政，朝中大臣们就由于政见不同和权力之争，开始普遍勾结同党、排除异己。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激烈的党争根本没什么原则性而言，相互的争端也不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大事，只不过是为了本党派的利益玩弄权术，互相攻击、互相报复，整天不停地为各种小破事吵架，朝政非常混乱。
文人吵架基本也是不服就干，只不过不是动手，而是动嘴，但一样能致人死地。一般的方式是先占据道德制高点，以君子自居，把对手定位为小人。不管有没有犯罪的证据，先说你居心不良，都是这种诛心之论，让人很无语。俗话说流氓咱不怕，最怕流氓有文化，文人耍起流氓那就是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干着最龌龊下三滥的事，欺负人都非要说出个道理来，就像有专家说环境污染是自行车造成的、说房价下降老百姓不答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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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党争的就都是这样一群人，但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掌握着国家的权柄，所以危害非常大。
历史上著名的党争就有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然后是北宋后期新党、旧党的党争，再就是明朝后期这时候的党争，好像王朝一旦到了党争厉害的阶段，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明朝官员的考核，是由吏部和督察院每6年举行一次，京官叫京察、地方官叫外察，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升迁或降职。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党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整倒对手，所以每次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来一次官场大洗牌，权力再分配。
这种情况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朝廷里山头林立，小官僚们都会抱大腿，依附官场大佬，逐渐形成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等，这些都是以本党大佬的籍贯命名的。
党争开始是因为政见不同引起的争吵，后来到指责对手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不法行为，到最后演变成攻击对手行为不轨、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甚至是居心不良这类根本不好证明的事了。反正为了整人什么恶心的理由都能翻出来，就看当事人的节操和底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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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党派里，东林党的名声相对比较好，主要是东林党人相对来说还比较有节操、底线没那么低。但这只是相对的，他们也未必像标榜的那样更正直、更讲道义，只是东林党人大都学问功底深厚，讲起来道理来头头是道，而且更愿意讲、更愿意写，更善于控制舆论，所以才让大家觉得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有些史书上甚至说他们是反对擅权无能大官僚和专权乱政大宦官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力图挽救严重危机的明王朝的政治势力。
东林党的创始人叫顾宪成，江苏无锡人，学问非常好，万历朝进士出身，科举考试全省第一、全国第五，进入官场以敢于上书直谏、评论时政得失著称，所以得罪人很多，仕途一直不顺。后来在立太子问题上得罪了万历皇帝，直接被开除出官员队伍，回到老家无锡。
无锡有个东林书院，是宋代著名学者、龟山先生杨时创办的，所以东林书院也叫龟山书院。杨时是程颐、程颢的嫡传弟子，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他在东林书院前后讲学18年，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还在这为他建了一座祠堂——道南祠，因为当初杨时学成回家的时候，他老师程颐曾说过一句赞美他的话， “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学术以后就扎根在南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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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回来的时候，东林书院早就荒废了，他就和高攀龙等一批也是被罢官的著名学者号称“东林八君子”的聚集在这讲学。由于他们在学术界的名气非常大，渐渐地全国各地到这来学习的学生很多，顾宪成引导学生们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顾宪成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教诲和激励学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