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外：知名风投合伙人：关于新生物科技的16种误解( 三 )

正如我的合伙人马克·安德森所说：“摩尔定律是目标，而不是预测。 ” 与技术行业一样，共享实验室空间和AWS等基础设施已经大大降低了启动生物初创公司所需的成本和时间。
你无法进行科学发现
在处理生物学问题时，由于工作系统并非自身设计，我们处于明显的劣势。但一切都在进步，游戏规则也已改变，现在的平台可以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分辨率观察生物学， DNA测序仪可谓是工程奇迹。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地解决生物复杂性并实现产业化。也许最重要的是，生物工程直接对生物系统进行编程。所有这些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以并且应该进行科学发现的世界，并使我们更加接近于有目的的生物学设计。
监管风险是二元的
确保任何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的。一旦你将某种药物放入人体内，一切都是天意了，而众所周知，临床试验失败率是90％。
但是， FDA也许不会批准你的药物，业界称之为监管风险。此说法是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科学风险的替代，即你的药物不起作用。在尚不清楚你的靶标是否能调控疾病和/或你的分子是否充分且完全击中该靶标的世界中，这种风险感觉就像是投掷硬币，非对即错。
但是，如果疾病的原因已经明确，就像遗传疾病一样，那么工程解决方案就不是二元的。你可以逐个成分迭代获得成功的方式。一旦我们知道如何针对给定的疾病将一种基因传递给一种细胞类型，就更容易将另一种基因传递给另一种细胞，用于治疗另一种疾病。
报销的风险很大
在医疗保健领域，报销绝对是进入市场计划的核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终用户（患者）与付款方（保险公司、雇主、政府）不同。但“报销风险”这种说法也不对，混淆并掩盖了确保报销的严格流程与实际风险。实际风险是首先无法证明一个令人信服的价值主张。
要想证明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显著改善现有方法很难。但是，随着可编程药物越来越复杂，我们也许能够治疗最严重的疾病，挽救生命，避免下游成本，从而使报销的风险减小，而是使报销成为一种义务，将成本和收益公平分配给所有利益相关者。
在生物技术领域创造价值所需时间过长，
成本也不低
开发新药比开发软件产品要昂贵得多，这点无可置疑。在传统的生物技术中，价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阶跃函数：只有在许多病人身上测试，时隔多年，花了数百万美元测试之后，才能知道药物是否有效。
工程方法具有更平滑、更线性的价值创造潜力。以基因编辑为例，你可以修补CRISPR系统，直到其发挥作用，从修复导致疾病的错误和从体外应用开始，显著降低科学风险。如果在产生重大影响前，需要小规模的试验，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当然，这个过程依然耗财耗力，但这些生物科技公司有潜力在该过程中迭代并产生更多的证明和价值。
【栈外：知名风投合伙人：关于新生物科技的16种误解】 硅谷“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的态度
在医疗行业行不通
“快速行动，打破陈规”是个粗略的建议。尽管有天时地利，承担风险能力也很高，但硅谷在处理困难问题方面经验也很多。硅谷能够制造卫星、发射火箭，还能运用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一系列曾停滞不前的行业，从汽车到音乐再到电影制作等。
这些创新中，有些用来消遣娱乐，有些则为国防服务。若说硅谷没有能力严肃对待医疗保健，往好了说该论点缺乏信息佐证，往坏了说实则违背现实。
骗子公司Theranos是硅谷风投公司造就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没有任何风投公司在这家血液检测公司有大量投资。投资者无法对该公司及其技术进行尽职调查。除了人际关系，该公司也没有来自科技或生物科技领域的资深董事或顾问。 Theranos之所以是“硅谷公司” ，仅因为其地理位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