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异地高考对于京沪人民来说似乎是一个相

异地高考对于京沪人民来说似乎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我最近稍微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新闻和微博，感觉争议比较激烈，毕竟这是对于根本利益的触动。这个问题问异地高考政策落实的可能性有多大，实话说，我不知道。但我想从我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谈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为什么会有“异地高考”的争论？异地高考争论的产生，其根源在户籍，以及被户籍所绑定的福利。近十年来，在异地高考争论的大本营之一上海，户籍人口的教育和医疗福利正在被逐渐分摊。居住证甚至暂住证现在皆可就近入园入学，这导致一些户籍儿童无法进入学区内的学校；由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生育率较高，户籍产妇预约出现困难。这一系列的利益摊薄，加上强制推普下上海方言的消亡、一些地铁等公共场合中的不良不法行为、或一些法制节目的外来人口犯罪报道的推波助澜，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关系正在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异地高考可以说是户籍人群福利蛋糕的最后一块，想要动它，必定会引起强烈的争论和反弹。争论的方式多种多样，论点千奇百怪，比如外来人口是上海建设的主力军所以理应开放异地高考让其随迁子女受益，或京沪户籍人民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投资教育因此享受高录取率天经地义不能放开异地高考，等等。但这种意气之争，往往逻辑混乱，数据错误，不值一提。事实上，这种争论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要摆事实讲道理，正方反方都能举出一百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来，那又怎样呢？政府推动异地高考的动机和阻碍是什么？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在网络上的争锋相对固然热闹，但只要没人上街或威胁要上街，那么他们的意见在政府决策中所占的权重还是等于0。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异地高考政策的执行者是政府，其推力和阻力也来自政府内部。政府的推力主要来自因追求晋升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动机。中国经济运行到今天，最大的劳动力红利已经几乎享用完毕。在发展程度已经较高的城市，比如上海，继续增长的出路在于城市的持续扩张、工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集聚。这三条出路谈何容易？城市扩张，需要土地。但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下，中西部城市也需要扩张，上海已经分不到什么建设用地配额；工业升级，需要资本，但资本的流动性之大，逐利性之强，且不说上海的资本存量很高，其回报率已经开始下降，就连比拼税收优惠都不能占据优势，更别说资本也是需要土地的。于是，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服务业集聚了，这条路也是世界上大都市普遍选择的道路，它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的集聚和互动。相比农民工居住证的扭扭捏捏与入户籍打分的低效率，开放异地高考无疑是吸引高素质人才的一大利器。同时，政府内部的阻力也存在，最大的阻力是城市管理的难度上升和城市基础建设的考验，城市人口一多，所有的部门工作都要增加，尤其是公安、民政、卫生等。在全国进行人均教师数和人均床位的考核时，数据指标上的不好看才是大问题，开放异地高考更有可能触动这些政府部门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反对声要远比户籍人口的那点微弱反对声来得大。以上各点汇总成一句话：如果政府的长官希望向上爬，那么只要他能搞定公安民政卫生部门的考核指标或者给予补偿，让他们少说几句话，异地高考的落实就没什么问题了。在另一方面，撇开政府实际操作上的动机和阻力，只看人民的福利，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共识——异地高考肯定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它会增加一些群体的福利，同时损害另一些群体的利益。但在异地高考改革中，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福利改进，肯定大于户籍人口的福利损失，因此它对于社会整个群体来说，一定是一个正的改进。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尽量减少户籍人口的损失？如何尽量把改进落实到边际改进最大的人身上，来增加社会总福利的改进？异地高考应当如何推行？一般来说，经济学是解决“为什么”和“是什么”的学科，“怎么办”这种涉及到各方利益而且很难量化的东西，严肃的经济学家是不太碰的，我也不是经济学家，就抛砖引玉，讲一点个人浅见。1，以三年为限，缓速推进。受到异地高考损害最大的群体，肯定是已经入学的学生家庭，由于他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和考试训练都是在较高录取率前提上进行的，他们在学习、素质教育和生活的时间分配上也基于此做出了最优安排，录取率的突然降低会对其福利造成很大的损失，距离高考越近，其损失越大，因此给出三年的缓冲时间，可能是一个较为折衷的办法。2，逐渐弱化户籍概念，强化常住地概念。在六普数据中，上海常住人口2300万，其中外来人口900万，户籍人口1400万，今天这个数字仍然在持续接近，再按照户籍管理，显然不合适。上海现在的做法，就是推行常住地管理，所有外来人口都加入城镇养老保险，都可凭居住证让子女入学；另外用政府补贴的方式，开放平价分娩点，让外来产妇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安全分娩，既减少婴儿死亡，又方便登记管理。3，在建立常住地管理的基础上，确定拥有高考资格的人群。这是一个较难的环节，但可以参考他国的做法。美国的公立学校对于州内学生和州外学生的录取人数和学费都有显著差异（这竟然也会成为一部分反对异地高考群体的论据，要知道州内学生资格可不是用无厘头的户籍政策来判定的），其原因就在于公立学校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于那点经费（讽刺的是，通过拿出不同口径的经费口径，地方教育经费比例会分别成为支持和反对异地高考人群的论据），还来自于土地优惠，政策优惠和基础设施配套等，这些资金则来自于当地的税收。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财政收支的统收统分模式下（区别于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支出专税专用），教育投资的税金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而个人所得税仅占5%左右。因此，一个地方的教育支出，和一个人有没有纳税，或者一名纳税人有没有户籍是几乎没有关系的。政府需要做的是，抛开户籍的概念，转而进行常住人口的认定。我找到了美国各州对州内学生（in-state student）的认定标准http://professionals.collegeboard.com/testing/international/state其基本标准一般是该学生的父母在该州居住时间超过12个月，一些有助于州内学生资格认定的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其父母的：1，车辆或选民登记2，退税时填写的州内地址3，州内入学记录4，州内驾驶证5，拥有州内房产6，拥有州内银行账户7，拥有州内全职工作8，参与市民活动等总之，州内学生认定的宗旨是要求你证明你想要在本州继续生活下去。如果我们把这套标准移植到中国，就上海来说，接近70%的外来人口已经举家迁移，他们中居住时间超过一年的比例和期望长期居留的比例都超过了80%，如能通过一套可量化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常住认定，进而给予本地高考资格，那双方都能得利，善莫大焉。最后，说几点题外话。当前的户籍政策，已经完全退化成了一种身份上的政治资本，它不适合人口管理，也和人口分布关系越来越小，不知道各位知友，还有多少住在和身份证显示地址相同的地方？异地高考这个词语，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在常住地考试，竟然算是“异地”，户籍政策，真的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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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不取消的前提下完全解禁基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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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江苏已经可以异地高考了，谁都可以来考江苏卷。可是在江苏考到同一个大学的水平，在很多地方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了吧。不服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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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个真实事件。我高中隔壁班同学，父亲西藏驻军军官，当年想了些办法把他户口落在西藏，回来读的书，诊断性考试也就二本左右成绩吧。后来，回西藏参加高考，全省前几十名，去了南大。那么问题来了，开放异地高考后，求新疆和西藏等地高考考试指标会涨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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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伪命题，中国嘴上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做起来实在是一塌糊涂，你看北京顶着多少头衔，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等中心，一向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就是力量集中了，大事马虎也算办成了，但是马太效应也形成了，而且还会自我不断强化。中国很多问题都是一回事，教育，医疗等等，无非不过是资源过于集中，好让那些有权的享受的到，你要是好好用心的去发展下国内的二三四线城市，谁TM的愿意去北上广去住农民房还要忍受一部分所谓的本地人的白眼，要发展的时候大家都要出力，等到要享受成果的时候就跳出来指指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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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沈彬：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特权”如何形成？最近，关于高考公平性的讨论很热，矛头直指北京、上海等的“高考特权”。比如，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数据：2010年安徽每1357名中有一人可以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而上海每4467人才有一人能考上，前者是后者的3.3倍。很明显，名牌大学招生时对所在地有很大的倾斜，指责北大、复旦的“地方化”，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在对高考公平性的集体吐槽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法，不利于公众看清真问题所在，更不利于凝聚共识、妥善解决问题。一些意见领袖，难免脱离现实，书生意气，从柏拉图谈到罗尔斯，从理念谈到理念。有的专家甚至连起码的“功课”也不做，在某一档电视节目中，某经济学家义正辞严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特殊人群有特殊照顾的招生制度”。殊不知美国著名的平权运动，就是在招生中对有色人种实施倾斜照顾，因为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政策，造成黑人孩子的学习条件差，形成“起点不公”，所以在招生中保留黑人的专门名额。不过，这也造成了新问题：白人孩子成绩比黑人好，却因为自己是白人不被名校录取，形成逆向歧视(reversed discrimination);而且，有研究称，这个政策没能帮到真正的贫苦黑人，反而是黑人中产阶级占了便宜。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公平和正义的维度是很丰富的，在不同国家需要应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唯一的正义标准。首先，当然要承认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城乡二元、地区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这是必须改变的。但扭转不公平，不等于一步到位实施抹杀地方财政投入差异的“全国统一录取”。 “高考洼地”是怎么形成?有学者选取了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等总10省市做了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仅低于上海、江苏，排第三位;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了199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处于垫底位置。也就是说，“高考洼地”是1990年代逐渐形成的。这与1990年以后，国家教育权下放，地方政府参与建设高校有关。199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JW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对高校逐步实行“中央与省两级管理、分级负责为主”的管理体制。这也可解读为中央政府“逃避财政责任”，向省级政府转嫁了高等教育负担。1994 年 2001 年间，中央部委属高校的总经费年均增长16.86%，中央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比重由84.80%下降至 57.65%。截至2004 年 6 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 1683 所，地方政府所有的院校有1358所，占 92.4%。地方财政不仅掌握了占大学总数九成的地方院校，还成为国立大学的“金主”。“211 工程”与“985 工程”使得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大学的做法，即所谓“省部共建”，地方政府给予国立大学资金、税收、土地等一系列支持。一般说，中央给大学多少钱，地方就给予多少的配套资金，也有比例更高的，截至2001 年，教育部与广东省给中山大学投入的 12 亿元共建经费中，广东占了9 亿元。“吃人家嘴软”，地方投入的越多，当地得到的招生名额也就越多。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 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占 50%……各地都在使用地方财政，争夺名校招生资源。这不是北京、上海的特例。所以，本文开头处对北京的吐槽，就五十步笑一百步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也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这些重点大学要“更多考虑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当然要大幅度的扩大”。但是，国立大学招生的“地方化”，严重危害了教育公平;也不利于名校的长期发展。在一片谴责声中，2006年，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一律不得再提高;超过 30%的也应逐步回调至 30%以内。但中央-地方分羹大学资源的格局，已然形成。以上就是当今国立大学倾斜属地，上海、北京等形成“高考洼地”的原因。教育公平背后，还是一个地方财政投入分享的问题。在承认城乡二元、地区差异不公平的大前提下，也要承认不同地方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不同的。既然是“分灶烧饭”，全国“统一就餐”就是无法实现的事。所以呢，大家盯着北京、上海碗里的肉，抱怨“不公平”的同时，也要问问贵省每年高等教育投入有多少?有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不尊重地方的财政投入，势必形成公地悲剧，没有地方政府愿意投资高等教育。有人提出：国立大学不用地方的钱，就能解决公平性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学里九成是地方院校，光堵住国立大学，对高考分数线(特别是二三本线、专科性)的影响有多大;且不说，目前地方投资大学的土地等资源，中央财政能否赎买得起;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倒退思维，是违背帕雷托最优的，部属大学不拿地方的钱，势必导致教育资源的恶化。原先，还是能否进北大的问题，如果真的不拿地方的钱了，可能变成能否进本科的问题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远没有公平正义的词藻吸引人。至于有人提出人才流通、晋材楚用，地方政府的眼界不要太小;新移民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应折算到异地高考政策中……那就是更高层次的问题了。总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立足中国的现实。在认可整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大前提下，也需尊重分享地方财政投入的公平性，谁都不愿“花钱买炮仗给别人放”。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正义;地区平衡，扶助落后，也是一种正义;分灶吃饭，多烧多吃，也是一种正义。这是“平行真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城乡平权的过程中，类似的矛盾还会有很多，关键要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渐进有序变革，而不是采取激进手段，实现简单的全国统一录取。回顾一下中国的百年历史，不难明白，有多少以公平为初衷的激进运动，是以悲剧或闹剧结尾的。这是我们应该共同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