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一生才叫生活

1920年,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医商世家,家里有良田两千亩,还经营着两家药店,日子过得衣食无忧。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思想十分开放,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汪曾祺三岁丧母,但是父亲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汪曾祺上学的时候偏科很严重,语文经常拿第一,但是数学成绩很差。汪菊生就安慰他,说只要能及格就行。汪曾祺十几岁的时候,汪菊生爱抽烟,抽烟时会顺便给儿子一根,还要先给儿子点上。他陪儿子唱戏,指导儿子写情书,还经常说他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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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一个活得非常真实的人,他的作品里,没有太多苦大仇深的批判,而是处处充满趣味和哲理。这是因为,他的幸福童年和父亲的温情,为他的人生涂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19岁,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就在高考前一天,汪曾祺发高烧到40度,护士给他打针,他还不忘幽默地问了一句:“需不需要写遗嘱?”即便如此,他还是拖着病体考上了西南联大,在这里他认识了沈从文,这个从小到大的偶像。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三门课,他全部选修。沈从文也很欣赏汪曾祺,他的作文一直作为典范来表扬。满分100分的作业,沈从文给汪曾祺打120分。因为英语和体育实在太差,汪曾祺没能正常毕业,要推迟一年才能拿到毕业证。可到了第二年,学校又规定必须给美方当翻译才能毕业的规定。汪曾祺被分配到飞虎队去当翻译,但他拒绝了。因为他的英语实在太差了,连他自己都听不懂英文,拿什么给人家翻译?后来,他在跟施松卿谈恋爱时,谈到国学他就滔滔不绝,而施松卿跟他聊到英语时,他一句话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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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松卿被称为西南联大“病美人”,本来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是杨振宁的同班同学。但是因为身体太差,经常生病,一边养病一边学习,跟不上课程。所以,她只能由物理系转到生物系,后来又由生物系转到了西语系。毕业后,汪曾祺和施松卿都到私立建设中学教学。在这里,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那时候,汪曾祺经常陪施松卿在昆明堆积玉的胡萝卜地畔散步。施松卿咯吱咯吱地啃着一尺长的胡萝卜,汪曾祺笑眯眯地看着她。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是二人的革命友谊也得到了充分地升华。抗战结束后,汪曾祺到上海工作,施松卿在北大当助教。有一次施松卿路过上海,两个人这时便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汪曾祺便辞掉工作去北京追寻爱情去了。可来到北京后,汪曾祺发现工作太难找了,“北漂”是真不好当啊,因此备受打击。此时沈从文写信给汪曾祺,说你有一支笔,要像个男人一样,自信一点,不要因为一点点挫折就哭哭啼啼。恩师的一席话,让迷茫的汪曾祺宽慰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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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天,汪曾祺成了《北京文艺》编辑部的一名编辑,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施松卿有情人终成眷属,领了结婚证。领证当天,两人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两碗面条,他们感到非常满足。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果园改造。他给施松卿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回来。”施松卿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困难,但是她没有一句抱怨。汪曾祺的改造生活虽然很乏味,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学习和创作。他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会把马铃薯花摘下来,回去后把它们画下来。马铃薯成熟的时候,他就画马铃薯,没有颜料就用蔬菜汁代替,画完后就把马铃薯烤熟吃掉。多年后,他自豪地告诉身边的人说:“我大概是全国吃过马铃薯品种最多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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