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捉刀替父写序


钱锺书捉刀替父写序
文章插图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皆以国学造诣精深、学术成果斐然而著称于世。父亲钱基博(字子泉),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学贯古今,文史兼治,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清末状元张謇盛赞其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国学大师钱穆说自己“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儿子钱锺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华横溢,学贯中西,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有“中国古典文化里最后一个风雅之士”的美称。国学大师吴宓曾作诗句“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对自己的学生推崇有加。
钱锺书家学渊源,古文根底深厚,15岁时已通览《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读书之余,乐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进而代写、代做文章。在无锡辅仁高中读书期间,钱锺书曾披挂上阵,替父做“枪手”,为乡下一大户人家撰写墓志铭,洋洋洒洒,文采飞扬,钱基博展读之下称誉不已。此后,街坊四邻竞相上门请他代写书信或文章,钱锺书总是来者不拒,欣然完稿。
1930年,在史学家吕思勉的介绍、推荐下,商务印书馆拟出版钱穆的著作《国学概论》。《国学概论》是钱穆在1925年至1928年间,执教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两校时为学生编写的授课讲义。上世纪50年代末,钱穆在《新版附识》中曾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时年37岁的钱穆,特地请久负盛名、年长他8岁的同宗叔父钱基博作序。钱锺书听说后毛遂自荐,游说父亲,表示自己愿捉刀写序,钱基博大度地允诺同意。
钱锺书不日就写完了序,落款“宗人基博谨序。十九年七月”。钱基博审阅后,觉得整篇序言1300许字,言辞肯綮,有板有眼,如“第九章竟体精审,然称说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而不及毛奇龄,是叙清学之始,未为周匝也。殿以黄元同、俞荫甫、孙仲容而不及陈澧,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也”,评析精当,如同己出。文末“……宾四(注:钱穆的字)论学与余合者固多,而大端违异,其勇于献疑发难,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直是伯才”句,尽管锐气有余,厚重不足,但亦无懈可击。于是一字不改,签上自己的大名直接交稿完事。钱穆后来也一字不改,将该序送交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虽然他在“自序”中称钱基博的序“有所针砭”,但还是向“子泉宗老”致以特别鸣谢。
《国学概论》出版后,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观点鲜明、笔法老到的序言,竟然出自刚入清华大学,年仅20岁的青年学子钱锺书之手。只是上世纪80年代,台北联经出版社推出《钱宾四先生全集》时,收录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先生已然删去当年“钱基博”所作的序,连带“自序”中申谢“子泉宗老”的字句,也一并删掉。不过,同样为“全集”收录的《师友杂忆》中,钱穆早年所写的“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等语句,却依旧赫然在目。
曾任民国北洋时期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当年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赠送给钱基博,钱锺书又代父作诗《谢章行严先生书赠横披》酬答:“活国吾犹仰,探囊智有馀。名家坚白论,能事硬黄书。传市方成虎,临渊倘羡鱼。未应闲此手,磨墨墨磨渠。”1994年,钱锺书出版《槐聚诗存》时,在序中写道:“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但这首诗不仅保留了下来,他还在“题后”特别注明“代家君”三字。
1930年代初,钱基博在论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及相关文章中,对范伯子(1854—1905,江苏南通人,范仲淹26代孙,清末诗文名家)的诗作先扬后抑、由褒至贬:“少(年轻时)出语惊长老,壮而益奇……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议论未能茂畅,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前后评价判若两人,引起南通一带的文人强烈不满,纷纷著文指责他评论不当。钱锺书得悉后,接过父亲的笔杆,参与到论战之中,书生意气,甚至暗讽范伯子曾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是“穷断脊梁”,批驳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