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反诗能当官?只有这个皇帝能干得出来,这一招太高明了
话说,宋仁宗时期,有个四川文士屡试不中。这年此人名落孙山后,为了发泄胸中苦愁,便给成都太守写了一首酸诗。
“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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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里的这句话,被成都太守当成此人策动谋反的罪证,当即将其五花大绑押解到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法,这种写下煽动性诗句的家伙,就算不按照大逆不道之罪处以凌迟,也得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大辟,想要保住脑袋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宋仁宗竟对这名老秀才网开一面,说道:“这人急于当官,所以写一首诗来泄愤,这算不得什么罪名,还是给他个官当当吧。”就这样,这名本该被抄家灭族的酸儒,竟阴差阳错地被授予司户参军之衔,成为了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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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因祸得福的老秀才后来去了哪里呢?
我们不得而知,史料中并无下文。笔者认为,这家伙多半是从愤世嫉俗的酸腐文人摇身一变,成了为国家尽心竭虑的忠义之臣了。根据宋代的官僚等级来看,“司户参军”并不是什么大官,只是州官下面分管户籍的小官。满打满算,充其量是个正科级。
一个连处级都没混上的芝麻官,就堵住了老秀才的嘴巴,也暖了天下文人的心,宋仁宗这招真可谓高明。一个只有墨水却没钱没势没刀枪的弱势群体,说几句酸话能对国家造成什么影响?宋仁宗目光独到,让这些对社会有意见的文人纷纷“为我所用”,榨干他们身上的潜在价值,这种套路简直是高绝之极。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封建史毕竟是由官本位支撑起来的,所以普天下的文人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却没有几人身怀“天下为公”之心。即便有一批人以天下为己任,那他们所追求的也是“达则兼济天下”,名利双收。他们对政治所发出的牢骚,未必是因为政治本身存在什么弊端,只是单纯地当不上官罢了。越是连年不第,越是名落孙山,他们发牢骚的愿望就愈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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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对落第秀才的这番处理,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动千古的佳话,还是因为宋仁宗的宽厚是绝无仅有的。换成其他皇帝,他们绝不会对发牢骚者心慈手软。面对这种满肚子酸水还喜欢大放厥词的文人,强硬点的皇帝多半会拿出“文字狱”这一手段进行震慑。
之所以这样安排,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朝廷的官位就像是萝卜坑一样可丁可卯,若每个发牢骚的文人都能得到官职,朝廷赏赐不起。
二是文字狱能够相对有效地解决问题,巨大的杀伤力和杀伤面积能够直接覆盖普天之下的文人,还能起到一劳永逸之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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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称赞宋仁宗宽厚仁善时,我们切莫局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要跳脱出来看到宋仁宗与其他皇帝所施行的政策有何区别。严格来说,不论是文字狱,还是赏官,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并无本质区别。赏文人做官,罚之以文字狱,目的殊途同归,就是为了巩固集权而已。就算宋朝的开国皇帝立下文人不可杀的誓约,那也是为了给文人集团塞一颗甜枣,便于王朝统治罢了。
可以说,两宋的文人,之所以能够活在与政权融洽相处的蜜月期,不是因为文人集团的强大,而是因为皇帝的喜好。要不是因为赵匡胤对武将这一身份心怀忌惮,估计也不会出现重文轻武的状况。归根结底,文人的命还是被掐在皇帝手里的。倘若在处理老秀才那天,宋仁宗前夜临幸不如意,加上老秀才因左脚迈进朝堂惹得仁宗他老人家不爽,这件事多半要以另一个结尾收场。
归根结底,宋仁宗的故事并不是在启示统治者,而是在启发读书人。两千年的封建史告诉我们,封建王朝都是帝王至上的一言堂,是否效仿宗仁宗全看皇帝个人说了算。但宋仁宗对文人的启示却是善莫大焉的,对于文人这个只能依附于地主阶级才能生存下去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所需的并不是指出时代之弊政,而只是恰到好处地关心国家,不得僭越,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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