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无诗”到“兼融唐宋”：明人宋诗观的流变心情|快乐|大多数时候|体会|分享|文玩|

所谓明人宋诗观，主要指明人对宋诗及其与宋诗关系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主要包括明人对宋诗的整体定性，及对其内容、功用、技法、艺术风格的体认等。明人宋诗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从不同维度进行归纳、阐释。
虚无观：宋无诗。“宋无诗”，并非指宋代没有诗，而主要是指宋代无可供人阅读和效法的、与唐诗媲美的诗歌，是一种盲目的虚无观。明人起初多是排斥宋诗的，可视为明人宋诗观的逻辑化起点。“宋无诗”观，由明初刘崧首倡，后经王恭、胡缵宗、李濂等不断阐说，尤其是经前后七子的极力宣扬，在正德初至嘉靖初、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两个时段，成为文坛主流意识。“宋无诗”的主要理论基石是“格以代降”，前后七子以之为利器，批判宋诗的言理不言情，推出“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扭转了一代文风。同时，也应看到，力主“宋无诗”的前后七子，其诗歌写作也时有引用、点化宋人诗句，以及袭用宋诗意境的情形。李梦阳、王世贞晚年甚至调整了“宋无诗”观，适度接纳宋诗。这一方面显示出“宋无诗”内涵的复杂性、丰富性，另一方面也外透出向“宋诗有可观者”的理性宋诗观过渡的迹象。这一切，固然与行为主体之心性、阅历相关，也与时代背景、政治制度、学术思潮、文学传承等因素交互浸润，密不可分。
理性观：宋诗有可观者。在明初“举世宗唐”与“宋无诗”的氛围中，一些身居要职的理学家本着“诗文本出一源”、诗为“文之至精”的原则，从明道德、通世务的道统观出发，在承认宋诗整体不及唐诗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寻绎宋诗内容可观处，尤其是针对邵雍、朱熹等人的理学诗。嘉靖初年兴起的唐宋派，也基本沿此路径。这一做法波及其他类型的宋诗时，则更注重诗艺。宋诗可观之处，涉及题材内容、艺术风格、技法等诸多因素。明人对宋诗的体认，渐趋理性化，呈现出递进式逻辑进程，用明人话语可描述为：“不可绝谓无之”—“亦皆有可观者”—“佳者各有兴致”—“宋人一代所无”—“妙处不减唐人”—“唐人绝未见有”—“谁谓宋无诗”。明人对宋诗的体认，不仅实现了由“无”到“有”的跨越，还谓宋诗在一些方面不输唐人，甚至凌驾其上。与“宋无诗”排斥宋诗不同，明人宋诗理性观是将宋诗与唐诗置于同一层面比较的结果，其前提是对宋诗的精深阅读，期待视野的拓广。所以如此，除对七子派机械拟古弊病的反拨、文化断层的续接，还与科举衡文“以宋人之是为是”所引发的诗文共振效应的集中释放等关联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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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无诗”到“兼融唐宋”：明人宋诗观的流变】激进观：诗在宋元诸大家（唐无诗）。由理性观的逻辑进程不难发现，在明人对宋诗体认的理性化进程中，已初露过誉偏激之端倪。再加之王学左派思潮的浸淫，特别是后七子末流拟古不化、为诗寡情的诱发，万历中后期，公安派秉承“代有升降，法不相沿”的理念，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旗帜，趁机推出“诗在宋元诸大家” 的激进宋诗观，制造文坛轰动效应以求速变文风。这一宋诗观的高调推出，使长期笼罩在七子派拟古气氛中的明人耳目一新，由此开启了晚明宋诗阅读与接受的高潮。诗歌创作追求信口师心，敢于直面现实人生，晚明主流诗风为之一变。公安派的激进宋诗观，既是对七子派“宋无诗”的有力回击，也是对理性宋诗观的逻辑性超越。尽管因偏激而导致创作俚俗化，但公安派的进步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正变观：宋诗主变不主正。主宋诗新变说者，明代不乏其人，然多为涓涓细流，至晚明才汇成江河湖泊。稍早于公安派的胡应麟，已觉察到宋诗之“大变”，综合前人之说，提出宋诗正变观，主正斥变。万历末至崇祯间，许学夷以此为基础，又提出“宋诗主变不主正”的正变观。他认为，以滑稽议论为诗，恰为宋诗之长。宋诗变幻无穷，凌跨一代，正在于此，不能以唐诗标准来审视之。否则，犹如“求中庸之言于释、老”，全然不解宋诗。这为明人重新审视宋诗提供了理论支撑。许氏诗论本为“模拟剽窃”遭人排挤的李梦阳、何景明张目，虽以汉魏、初盛唐为正宗，但能从七子派的唐宋对立向唐宋通融过渡与转变。这是对七子派“宋无诗”观的超越，开晚明钱谦益等通融宋诗观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