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冯太后“杀母夺子”导致了孝文帝的“极端”改革颠覆|洪秀全|红棍|双花|历史|老年

关注XXX，订阅更多精彩内容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还希望大家指出来，小编好认真改善文/莲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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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王本生故事，莫高窟第257窟，北魏。本生故事演绎的是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生前所经历的许多事迹，佛教在北魏时期十分兴盛。公元499年，春意正浓，北魏孝文帝元宏却在谷塘原行宫的病榻上，已然油尽灯枯。这一年，他不过33岁，甚至等不及回到他动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一手缔造的国都——洛阳。元宏本名拓跋宏，鲜卑人，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第六任皇帝。他在位的29年中，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北魏王朝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元宏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少数民族君王之一，北魏也被很多史家赞许为继汉开唐的一个了不起的王朝。然而，公允地看待北魏自开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很多政策，以及孝文帝力主的汉化改革，却发现，这些对王朝影响至为深刻的国政，大多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激烈。子贵母死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辛未日，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献文帝拓跋弘正式册立自己两岁的儿子拓跋宏（元宏）为太子。帝国有了自己的储君，在帝制时代，这是非常喜庆隆重的时刻。然而，这又是极其悲惨的一天。根据《魏书》的记载，献文思皇后李氏，也就是拓跋宏的生母，正是因为儿子会在这一天被册封为皇太子，所以悲惨地死去了。这是北魏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祖制——子贵母死。这个残酷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鲜卑乃是东胡的一支，作为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曾有着“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的传统。然而，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为何会对生下皇储的女人如此残酷？拓跋珪订立这条祖制的目的很明确，是效法汉武帝，为北魏王朝消除外戚之祸。当年，汉武帝欲立幼子刘弗陵为储，又怕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擅权乱政，所以，残酷地将其杀害。在孝文帝的生母李氏被赐死前，《魏书皇后列传》中已经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太宗……后以旧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世祖……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恭宗，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高宗，世祖末年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显祖……太后令依故事……薨。北魏的统治者杀死这些女人，只是为了避免她们和她们的戚族干政，避免重蹈两汉王朝的外戚之祸。然而，这个时候的献文帝不过15岁，在他的身后恰恰站着一个无比强悍的女人——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史称“文明太后”。文明太后并非鲜卑人，而是汉人，而且是北燕皇族。北燕灭亡，冯氏被没入北魏皇宫成为奴婢，14岁选为文成帝的贵人，后册封皇后。也许，正是这样的出生，父祖曾经的荣耀，以及自己年少时大起大落的命运，塑造了文明太后不同于寻常宫廷女子的性格。《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她懂得，权力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确保自己安全无虞。毕竟，虽然贵为太后，母仪天下，但她与献文帝之间并没有足以维系天伦的血缘。所以，文明太后不仅在孝文帝拓跋宏甫一出生，就亲自抚养这个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孙子，更在拓跋宏被册立皇太子的时候又按祖制赐死其生母。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杀母夺子”，为自己能一直掌控权力加一道保险。公元471年，献文帝已经17岁。在古代，这是足以乾纲独断的年纪。然而，血气方刚的献文帝却以“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为由，将皇位禅让给了不到5岁的太子拓跋宏。献文帝禅位前后的种种举动告诉我们，他绝非真心想要交出权力。禅位前，献文帝并不打算将皇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是一心想让叔父继承皇位。道理很简单，幼子登基，掌权的只可能是文明太后；只有年长之君当政，才可能将权力从太后手中夺过来。在做了太上皇之后，正当青春盛年的拓跋弘开始大展拳脚：18岁数度亲自领兵北拒柔然；19岁带着儿子孝文帝一起巡幸河西并决定亲自南征；20岁南巡……虽然做了太上皇，献文帝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桀骜不驯、年轻有为的帝王之姿。文明太后最终痛下毒手，在献文帝22岁那年将其毒死。《魏书》直言：“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从此，文明太后长期把持朝政。多年之后，孝文帝拓跋宏的妃子林氏因为诞育的儿子将被册封太子，被文明太后下令处死。拓跋宏于心不忍，曾苦苦哀求，怎奈太后坚持执行祖制。由一个擅权的女主以防止女主擅权之名杀死另一个女人，这对“子贵母死”和制定这个制度的拓跋珪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就像汉武帝杀死钩弋夫人根本无益于解决两汉王朝外戚专权的问题，杀掉了每一个储君生母的北魏王朝同样无法阻挡女主擅权、母后干政。帝都洛阳公元493年七月，26岁的孝文帝拓跋宏亲率步骑百万从国都平城（山西大同）出发，征讨南齐。大军浩荡南下，于洛阳城休整。然而这天，暴雨如注，拓跋宏却偏偏选择在这天“戎服执鞭，御马而出”。于是，群臣跪倒马前，请求拓跋宏停止南征。不南征，那就迁都。拓跋宏说出了自己的旨意。远离根据地平城，又在仓促间听闻如此重大决定，拓跋宏的王公大臣们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更枉谈反对。于是，北魏政府正式迁都洛阳。将国都从“塞上咽喉”的平城迁至“河洛王地”的洛阳，对北魏王朝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北魏立国之初，都城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公元398年才迁都平城。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已立国百年，国家制度却十分落后。各级官吏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作战时对被征服地区的劫掠和论功行赏，战争和劫掠机会少的时候，就公开贪污受贿，以致吏治腐败；社会基层组织仍是宗主都护制，这实际上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大量被宗主控制的包荫户没有户籍，国家无法征调兵役、徭役。这样的制度下，北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年年爆发农民起义。公元484年，北魏政府推行官吏俸禄制，同时，严惩贪污行为。次年，推行均田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大量劳动力，并授田予民，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配合均田制，又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以清理户口、田亩，征发徭役、兵役。这三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让孝文帝太和年间，成为北魏王朝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它标志着北魏的政权开始向汉民族“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