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朝九省疆臣,却成书法史关键人物,字中满是学问

阮元是清朝三朝阁老、九省疆臣,有一代完人之誉,乾隆曾赞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阮元谥“文达”,谥号中有一个“文”字,表明已经受到绝对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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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被称为“一代文宗”,毕生研学所涉范围较广。他在思想和方法上直承戴震笃信好古、以古为是的衣钵。正是通过训诂和考据的手段,由经学深入到史学、文字学、金石学、书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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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书法而言,阮元也是居功甚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访碑”“护碑”,《郑文公》下碑没有署名,正是因为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作品后才备受重视。阮元在云南则发现了《爨龙颜碑》。
二是理论方面,这一点值得反思。对于阮元,大可不必安上书法理论家的帽子,他是以学问家的姿态介入书法的。换言之,真正的理论家应该是书法思想家,侧重“思想”二字,有个人见解、见地、立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伟大理论家关键在于有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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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阮元是渐悟,康有为是顿悟。康有为写《广艺舟双楫》前后只花了17天时间,对他而言,书法纯粹是“牛刀小试”。有些著作和创作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关键是含金量。试想《千字文》一夜成篇,靠的是厚积薄发。不管是渐悟还是顿悟,必须是自悟,也就是原创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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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康两人都有原创,阮从某种意义上胜过康,康是在包世臣和阮元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阐释、注解和批注也是一种“拓展”,比如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金圣叹批注《水浒传》,只要能够做到自成一家、自圆其说,都值得推许。
从碑刻的发现到“碑学”的正式提出,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阮元第一次将碑派书法的谱系及源流清晰、系统地梳理出来,予以立论,并提出充分的证据。对阮元“南帖北碑”的阐述、论著很多,不必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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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阮元所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力倡宗法北碑的观念,虽然存在一些漏洞和争议,但影响深远,波及当代。最大的启示并不仅仅在于碑帖本身,主要在于倡导“求变”,变则通、通则灵。进而言之,书家要想在书林有一席之地,必须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潮流,进而把握时代潮流,做时代的弄潮儿,绝不能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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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精篆隶,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将研究心得写成《石渠随笔》一书。然阮元篆书少作,仅见两件。其中小篆《欧阳修〈蓦山溪〉中堂》宗法二李,兼学时人,笔墨恣肆,笔画圆润均匀、方圆兼备,结字夸张,多取横势,章法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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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是集《天发神谶碑》,更是罕见。集联少了原碑那种剑拔弩张的锐利之气,多了温文尔雅的气质。这件对联无疑是对阮元对待碑学“倡而不染”之评价的一种“回应”。
事实证明,阮元偶尔也会写碑。其实对于碑帖的取法,不能人为设置归类甚至阻隔,关键是个人适应与否,所谓“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