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一旦萌发就再也遏制不住。许多时候,她坐在厨房凳子上,以灶台为桌子,利用一切间隙让自己的笔在稿纸上快速移动。从来没有什么“写作瓶颈”,故事如同自来水龙头,打开便有水流倾泻出来,那是过往的艰辛生活给予她的馈赠。
她用一年时间在纸上写出了外婆的一生。写写划划,涂涂改改,誊抄过好几遍。出于好奇,她称过那些稿纸的重量,足有8斤重。
我帮她把文字录入电脑,命名为《妈妈的回忆录》,用我的ID贴在天涯社区。算起来那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那个帖子就是后来的《秋园》。
《秋园》获得了预料之外的影响力与良好口碑。有次一家媒体撰写关于妈妈的人物报道,为此采访了我,其中有个段落是这样的:“只写了一本书的人能算个作家吗?”杨本芬问女儿。女儿章红哄她道:“当然算。”
我郑重地提出异议:“我不是哄她,我就是认为她算个作家。”——我的认知是,当你为自己而写,不是为稿费为发表而写,写作就开始了。
从六十岁开始书写,妈妈再也没有放下她的笔——后来她学会了打字与上网,开始用电脑书写。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从没有人许诺给她出版。前方是什么并不知晓,而她依然做了这么一种堪称赤诚与英勇的选择。我认为这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
3.“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
妈妈写的多是劳碌一生的人物,无论我外婆还是那些乡民都平凡如草芥。记得在网上开始连载时,有位读者留言,说普通人的历史没人有耐心看,只有名人、上层人物,他们的历史才有色彩,才能留存下来。我想这是许多人的想法。这里面有对写作根深蒂固的误解:只有了不起的人和事才是值得写成文字,印成书的。但我不能同意。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记述。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都曾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多么微小。在生命这场漫长的冒险中,每个个体都会有值得一说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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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与母亲
我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非常动情。他曾想记录父亲口述的往事,无奈父亲叙述的内容细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脉络和层次,也勾勒不出轮廓。他说读到我母亲这个帖子时,就回到了听父亲讲述时的感觉中。他说经历过苦难的人,多数并没有能力讲述,所以我母亲这种来自普通人、来自底层的叙述便显得罕有而珍贵。
《秋园》出版之后,我设法找到了这位网友,他祝贺我母亲的书出版,同时伤感地说:“我父亲,现在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他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我为这事实久久地震撼了,病痛侵蚀人们的脑力,让人一败涂地,而时间的无情一至于斯!
人们一直在丧失。记录与书写便是人类抵抗遗忘,抵抗丧失的方式,因为“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
4.“我为你争光了吗”
妈妈不认为写作是一种特权。年轻的时候,她如同一颗油麻菜籽,落到哪里便为存活竭尽全力,生根开花。活着是首要任务,没有余裕用于写作。我们成年之后,妈妈又陆续帮助带大三个孙辈。对妈妈来说,带小孩,做饭,整理房间,始终是生活中处于优先级别的事务,虽然那时她已开始写作,但从未生出别人要为此让路的奢念。“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萧红的感慨用于妈妈身上也是合适的。
我在《秋园》代后记中写道:“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不止一次我被问道:“这救赎是指什么呢?”我想,如果母亲人生大部分时光是“活着”,晚年的写作则意味着自救。当你诚实地记录和认识自我的生命,那往往意味着更多:你同时还记录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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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杨本芬和本文作者、二女儿章红
《秋园》出版后,我和母亲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她:我为你争光了吗?
我:当然。
她:那就好。我想为你争光。
八十岁这年,她终于成为一名作家。
这是一个奇迹。无比美好。居然就发生在我母亲身上,我目睹了全部的过程。(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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