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过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县卫生进修学校校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象山老百姓更喜欢叫他“许医生”,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始终不忘“治病救人”,从没有停止过对医学的探索。许祖黄,在象山老百姓的心中,这个名字很亲切,尤其是众多得到过他诊治的患者,无不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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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路勤为径
走进许祖黄的家,藏书之多,品种之丰富,真让人叹为观止,且所有书分门别类,贴上小标签,摆放井然有序。“每一本书都是我精心挑选购买的,从学生时代到现在85岁高龄,我天天都要看书,年年都要买很多书。”许祖黄看着自己满屋的藏书,眼神中流露出满满的自豪。
许祖黄出生在石浦,在象山二中初中毕业后,考入慈溪中学读高中。1956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医疗系,他学习十分刻苦,期末考试前,他都要把每一本教科书从头至尾读4遍,学习成绩位列全班第一。5年制的本科生,这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的,但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在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当时的象山一院,设备极简陋,最让许祖黄失落的是,原本想待在内科,却被分到了外科。但他马上说服自己:“当初选择学医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吗?既然外科缺少医生,我为什么要挑三拣四?”他马上安下心来,不懂的就学,除了向身边的同事学,他把业余时间用来看书,向书本学医疗知识。他不光坐在医院里给患者诊治,还下乡搞“四病”防治,到海岛为渔民提供医疗服务。凡是医院有什么临时分派的工作,他都义无反顾地接受。在外科干了两年,象山一院成立了传染病房,需要医生,许祖黄毫不犹豫地主动要求去传染科。后来,传染科、内科、儿科合并为大内科,自此,许祖黄在广阔的医疗海洋中尽情遨游。
内科医生会碰到很多疑难杂症,需要不断学习,许祖黄省吃俭用,工资的大头都用来买书了。凡有机会到外地出差,他必定要去当地的书店,寻找医学方面的书,有时,一买就是很多本,书很重,他都不远万里地背回来。每一本买回的书,他都仔细看过,对于工作中能用到的知识,就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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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知此事要躬行
上世纪60年代,农药中毒病例时有发生。当第一例农药中毒的危重病人送到医院时,之前从来没有抢救过此类病人,该用什么药,该怎么治?没有现成的方案。在万分紧急之时,许祖黄想起不久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提到过这种病人的治疗方法。他狂奔回宿舍,翻出这本书来看,又回到了抢救室,前后不过10分钟时间。药名找到了,可是,一个新的难题摆在面前,不知道该用多少药量,书上没有写。给病人用了药后,病人从昏迷状态清醒过来了,但遗憾的是最终没能抢救成功。许祖黄总结这次教训:病人能清醒过来,说明此药有效,但今后用的药量要加大。后来,他救活过十分危重的农药中毒病人。当时,对各地医院来说,救活这类病人是一个普遍的大难题,而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在这方面的抢救水平,是全国领先的。
1963年,传染病科来了一位5岁的中毒性菌痢患者,在病情十分危急,性命攸关之际,许祖黄参照《中华儿科杂志》上看到的创新方法,采用冬眠疗法施救。许祖黄日夜守护在患者身边,三天后,病情好转。此后,第二年夏季,发生很多起乙型脑炎病例,患者出现昏迷、高热、惊厥症状,许祖黄采用亚冬眠疗法,即一种较冬眠疗法剂量减半的疗法,以克服冬眠疗法需要将体温降低至35℃、护理上存在较大困难的问题。他采用该疗法治愈乙型脑炎患者79人,其中4岁的患者陈某某,深昏迷13天,浅昏迷13天,并发肺炎,也治愈了,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
1964年6月,许祖黄诊断出象山第一例肺吸虫病。该病例还曾到上海某医院诊治过,被误诊为空洞型肺结核,住院三个月未愈,后发展为脑型肺吸虫病,患者住入象山第一人民医院。当时,许祖黄也无法判断该患者到底患了什么病,他就耐心地陪着患者聊天。聊着聊着,许祖黄发现患者出现抽搐特征,吐出一口铁锈色血痰,仔细观察这痰,顿时让他想起一个月前在《中华医学》杂志上看到过的一篇文章,诊断为脑型肺吸虫病。确诊后,对症下药,患者治愈了。出院时,许祖黄听闻患者的妻子说:“我吐出的痰也是红色的。”他马上警觉,经过对患者所在村庄所有村民的检查,发现该村有百分之六十的村民都患了肺吸虫病。病因也找到了,源于村民生吃当地的溪坑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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