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现代英雄与平凡之善的故事|青年影评 | 萨义德( 二 ) 山城|幸福年|淅川|元宵|大红灯

正如剧名《开端》所表明的那样，它始终在提醒我们“开端”的重要性，深层次意义上这个名词触动了文学作品最深刻的命题。萨义德认为：“一个开端，在它真正成为开端之前，必须被认为是可能的，必须被当作是可能的。”因此，在剧中，我们潜在地对时间循环的认可是“开端”得以成立的基石，关于它如何是可能的讨论也就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不需要。
萨义德将“开端”定义为：“这是一个能赋予权威（authorize）的开端；对它的后继者而言，它构成一种‘认可’行为。而对其前人而言，开端则代表一种断裂。”同时他提醒我们，在这种断裂中潜藏了和过去业已树立的权威间藕断丝连的联系，后继者的“认可”才能毫无障碍地产生。上帝在用洪水淹没旧世界后，新世界的开端仍然要依靠从旧世界中来的诺亚方舟才能树立。据此，我们就能理解，5年前王萌萌的故事对于李诗情的循环开始和结束的重要意义。
毋庸赘言，对“开端”的敏感意识促成了这部剧浓厚的现代气质，更确切地说，《开端》塑造了典型的现代英雄形象。古典英雄是自在自为的，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举动本身就构成了英雄的要求，借用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话说就是“所有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从自己的内部意义中创造出自己的完善”。不需要外部事件的介入，古典英雄生活本身就是英雄主义的道成肉身，所以“开端”对于古典英雄没有意义，史诗只需要截取古典英雄们的任意生活片段，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现代英雄则不然，必须通过外部事件的介入和激发来促成他的英雄行为。以特定开端和结局限定的生活片段——“被难题所决定的、唯一本质的片段”——是现代英雄的襁褓，而激发的过程也是人物在其中成长的过程。本雅明精当地概括为，现代英雄不是史诗英雄，他是在扮演英雄。剧中表现为，第18次循环中看着李诗情被刺而畏葸不前的公交车乘客们，在最后一次循环中汽车爆炸事件的激发下完成了平常人向英雄形象的跃迁，在这个故事里完成了他们精彩的演出，随着故事的结束，他们又回到了原本的日常生活。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英雄要逊色于古典，因为古典英雄根本无法离开人和世界一体的古典时代。相反，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角度来说，现代英雄的成型难度远远大于古典英雄的自发行为。
平凡之善：大众生活的塑造，现实逻辑下氤氲着现实主义的关怀和温情
《开端》不仅完成了现代英雄的塑造，而且细腻真实地刻画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也是它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借助男女主人公的悬疑视角，公交车乘客背后的故事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细节上的精雕细琢让人物更加丰满。
例如因为西瓜被肖鹤云踩烂而生气的马国强，在听到一声“不许打架”后，下意识地蹲下并举手，这是在狱中听到呵斥的习惯性动作；又如得知李诗情需要卫生巾但无处可借时，焦向荣用轻触背包的动作代替言语上的呼喊，随后从行李箱中翻出了卫生巾；还有王兴德的室友站在房门外狐疑地监视着翻箱倒柜的肖鹤云。这种隶属于生活日常的细节真实，使得整个故事在现实逻辑下氤氲着现实主义的关怀和温情。《开端》的成功在于，在一个非理性的开端下，它借助理性真正地实现了对普通百姓之“善”的切实描写，无论是“善”本身还是以“善”的承载者。
时至今日，可以发现，网络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被引用到各种对当下影视作品的批评之中，频次最高的一段话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达了观众对当下一批标榜现实主义实际却一点也不现实的国产影视剧的强烈不满。毛尖在广为传看的吐槽国产剧视频中提到过：“我们的影视剧把心机和穷人，天真和富人进行了链接。”《开端》的火热和普通百姓在镜头中的出现，也许是在这种腐朽价值观的死水中泛起的微澜，但它也可能预示着对“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影视剧意识领域的反攻和清算。
作为影视作品的《开端》是偶然地诞生，然而它的传播与火爆却并非偶然。去年《觉醒年代》《山海情》《理想照耀中国》等影视作品口碑与热度的丰收，业已表明，呼唤真诚、深邃的现实主义作品，要求艺术化呈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已经成为时代的声音。或许《开端》有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就像结局中头戴小黄鸭、身着紫雨衣、骑着电动车的大叔，自信微笑着向前方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