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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史书上记载的二者受封的官位、下葬年限、地址等诸多方面的高度重合性,推论这两个名字指向的应是同一个人。
这个发现在考古界引起轰动,2011年8月27日,西安《华商报》发表了题为《这唐代大墓不寻常----墓主曾领百济国王归唐》的文章,并以半版篇幅报道了这次考古重大发现。
而西安电视台的“直播西安”栏目,更是直接采访了墓群发掘者张全民以及研究者拜根兴教授,制作了“三座唐代墓解大唐百济两国交往史”、“墓葬群的发现填补百济历史研究空白”两期节目予以及时播放,将百济移民祢寔进家族墓发掘的消息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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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西安电视台再次以“唐代官墓背后的故事”为题,作了进一步的详细报道。
这个考古发现的事实,以及史书的记载,可以证明唐朝时期,中国对于新罗、百济、高句丽这三个位于朝鲜半岛国家的秩序重整,以及与日本关系的校正的过程,这使得那些一直宣传韩国文化优于汉文化的韩国人感到了慌乱。
唐朝在以后不长的岁月里,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尽数征服,并设置机构进行统治,而中国文化更是在那个时期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谁是谁的正统一目了然,试想一下,信奉韩国文化至上的那些韩国人怎能不慌,又怎能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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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和朝鲜半岛那些事唐朝时期的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北部的高句丽国土面积最大,南部的百济、新罗在伯仲之间。
从与唐朝的国土距离上看,高句丽与唐朝国土相接,而南部的百济隔海与唐朝相望,新罗则处于百济的东部,离唐朝最远。
从与唐朝的关系来看却恰恰相反,最远的新罗与唐朝关系最紧密,而高句丽则若即若离,百济更是我行我素,与唐朝仅保持着明面上的联系。
实际上,表面上奉唐朝为“天朝上国”的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暗中结盟与唐朝对抗,企图消灭新罗,并将势力向中国东北腹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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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记载,654年高句丽袭击契丹,655年联合百济侵略新罗,660年再次援助百济数次侵犯新罗,可以想见高句丽与唐朝早已是貌合神离。
这种情况从隋朝起就存在着,可谓是历史遗留问题。
隋炀帝灭国就与他大举兴兵多次征讨高句丽有很大关系,而唐朝李世民也曾三次与高句丽征战,但都没有取得太大的实际效果。
而恰恰是在历史上因为娶了武则天、一直给人以懦弱无能之感的唐高宗李治,成就了唐朝历史上最大的疆域。
649年唐高宗即位,当时唐朝的东北疆域,特别是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等地区,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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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审时度势,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用以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
而着力点就在于新罗,它是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半岛国家,但是新罗不仅受到高句丽和百济的严重挑战,而且还面临着日本列岛中最大政权倭国的严重威胁,如果不联手唐朝,则不足以图存。
所以,新罗也积极向唐朝靠拢,“频频遣使入贡,或遣王子入卫”。
而唐高宗在成为九五至尊,并将唐朝西部和北部的威胁突厥、回鹘及西域诸国基本平定后,就将目光放在朝鲜半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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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年,唐高宗派老将苏定方统兵十万,跨海与新罗一道进击百济。
经过熊津江口激战、都城泗沘激战、北境激战,就出现了史上记载的祢植率兵临阵起义,“将”百济王扶余义慈投降的事迹,百济就此灭国。
然而百济的灭亡使得要与之联合进窥朝鲜半岛的倭国极为不满,倭国开始不遗余力地支援百济残余势力反唐复国。
663年9月,唐罗联军与倭国、百济扶余丰残军在白江口展开大战,最终唐军以170多艘战船焚毁倭军战船400余艘,杀敌不计其数 ,“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百济王子扶余丰率军投降唐军,百济残余势力被彻底肃清,倭国军队溃逃回日本,倭国被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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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对日本列岛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决定了古代东亚和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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