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博物馆里的虎，威武又浪漫太行山里娃|音乐教师|合唱团

文\本刊特约撰稿刘亭亭
2022虎年伊始，不少博物馆推出与虎相关的文物特展。作为古代军武的象征、避邪驱灾的神兽，虎的形象曾出现在青铜器、玉石和陶瓷等各式各样的文物上，衍生出图腾信仰、军武权威等不同形式的虎文化元素。
“山兽之君”与“国之重器”
《说文解字》中称虎为“山兽之君”。作为传统文化中王者的标志，虎的威武气质也曾出现在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先秦青铜器上。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群中，写实的虎形象是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其中的明星文物——伏鸟双尾青铜虎为立体圆雕虎，虎头平视前方，龇牙咧嘴，呈蹲伏之态，后部有奇特的平行双尾。其周身遍饰云雷纹和鳞片纹，较之真虎那种条带状的纹路更显华美，虎背之上还立一小鸟，尖嘴圆眼，甚是可爱，与身躯硕大、獠牙尖长的猛虎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除了伏鸟双尾青铜虎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的方鼎和扁足圆鼎的鼎耳上也饰有立体的虎雕。与同时期的中原器物相比，这种器耳上饰以立体虎等形象，成为新干大洋洲大墓铜器的一个重要标识。根据文献记载，商朝的南方曾有一个叫“虎方”的方国。有考古学者通过对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的虎文化符号器物的研究，认为周边的赣鄱区域可能就是“虎方”所在，虎便是“虎方”部落的图腾。
历史上，西南地区的巴人也是崇尚虎的部族。作为巴人精神的承载物，战国至汉代巴式青铜器上的虎纹远远多于其他纹饰图案，成为巴人特有的印记。例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战国虎纹铜戈，援后部至内两面以阴线和浮雕相结合各铸有一虎首纹，猛虎口张开，獠牙外现，线条简洁，造型极为生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文献记载显示，廪君统一了巴氏族，他死后魂魄世为白虎。此后，虎便成为巴人的图腾信仰。巴人的活动区域内还出土了不少虎钮錞于(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虎一般是以立体的形态立于錞于顶部中央。作为古代军中特有的打击乐器之一，虎钮錞于可能有展现威武军威的寓意。
常见的与军事相关的虎元素文物是虎符，造型一般为猛虎形象。虎符是战国至汉武帝时期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分为左右两半。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杜虎符铭文来看，右符留存中央，左符在地方将领手中，需两半勘合验真，方能调兵遣将。
历史上关于虎符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信陵君“窃符救赵”了。《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秦赵长平之战后，赵国面临灭国的危机。作为赵国的近邻，魏国也感到唇亡齿寒。信陵君通过如姬窃取魏王的虎符，调动魏军救赵，抗击秦军，暂保了赵魏两国的安稳。
古人生活中的虎元素
古人认为虎枕可避凶除鬼、避邪压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有“虎头作枕，辟恶魇；以置户上，辟鬼”的记录。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卒魇寐不寤方》中也记有“以虎头枕尤佳”，可以治疗“卧忽不寤”的病症。
从存世的虎形枕来看，多是宋金时期磁州窑系烧造的瓷枕，主要流行于河南、山西等地。从上海博物馆藏的金黄地黑彩雁衔芦苇纹虎枕来看，整体为模制成型，作卧虎状，眼睛圆鼓，龇牙咧嘴，背部为白底黑彩的枕面，绘以雁衔芦苇纹，黄彩虎身之上以黑彩描绘虎斑。为防烧造时炸裂，瓷枕都要设出气孔。虎纹枕的出气孔在其虎头鼻孔位置，因鼻头施有黑彩，不细观很难察觉，隐而不露，设计甚是巧妙。
除了用虎的形象制作枕头外，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流行一种被称为“虎子”的瓷器，一般认为是古人的溺器，据说其造型取自李广将军射虎而铸虎形溺器的故事。《西京杂记》中记载：“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从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件西晋越窑青釉“虎子”来看，器身为茧形，圆口上扬，虎头张口瞪眼，四肢作蹲伏状，背部有可手持的桥形提梁，器内中空可作容器，极具实用性。
作为百兽之王，虎很早就被纳入古人的文化认知中。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遗址出土的3组蚌塑龙虎图案，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工遗存。其中，M45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各用蚌壳摆塑一龙一虎。其中，虎的形态极为具象，虎头向下，身躯呈行走状，略粗的尾巴末端下垂。这种左右龙虎的造型，自然让人想到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的四灵传说。考古学家认为墓主人应是氏族部落首领，这种布局在先民眼中可能是一种升天仪式，或是通过这种布局，让墓主人死后可具备与天神、祖先沟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