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学教授孙华：一线考古一直是少数人的事情更多人将被需要去从事文物保护|名人堂·师说③| 文化( 三 ) 铁凝|张洁|逝世|中国文联|祖母

孙华：我觉得三星堆遗址本身就可以申遗，因为它的价值已经足够。三星堆联合金沙进行申遗，其优势在于，这两个遗址是一脉相承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古代国家的中心都城遗址，很可能都属于古蜀文化，把它们串联起来，组成一个系列遗产，能够更好地展现四川青铜文化和古蜀文明的发展历程。另一个方面，三星堆和金沙联合申遗，还可以优势互补。三星堆遗址的城址整体和宫殿区保存更完整一些，但是它晚期的祭祀区在城的南部，因为河水泛滥等原因，祭祀区大部分已经被破坏；金沙遗址北部的宫殿区已经被城市占压，但是南部的祭祀区却基本保存完整，这在空间上能够弥补三星堆祭祀区不完整的缺陷，在时间上还能够弥补或者补充三星堆衰落以后的祭祀环节，使我们能够认知三星堆到金沙宗教祭祀场所演变等历史信息。
从城市规划上说，如果只是三星堆一个城址，我们就看不出这个城市规划是古蜀人长期沿用的模式。因为这样的城市规划在三星堆文化晚期才形成，它究竟是三星堆城市发展的一个特例，还是被后来长期沿用的一种都城模式，需要通过长时段的案例才能说明。由于三星堆晚期的城市规划后来被运用到金沙遗址之中，可以知道，三星堆人创造了这种城市规划，不仅是昙花一现，而是被后来金沙的人们所继承、传递了下去。这种城市规划的模式，在金沙以后的古蜀国仍然在沿用，战国前后的成都城仍然是三星堆城市规划模式的延续。如果成都古蜀过都城遗址还保存较好的话，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战国时期的成都，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蜀国都城兴起、发展到最后纳入秦版图的一个过程。所以三星堆与金沙的联合申遗，对我们今天认识三星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帮助。
封面新闻：很多专家在谈到三星堆的时候提到，如果在三星堆发掘出一套成熟的文字，将会对三星堆之谜的破解有重大意义。三星堆文化到现在没有发现文字，以后的以金沙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目前也没有发现文字。那么，随着三星堆考古的进展，今后有没有发现文字的可能呢？
孙华：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我个人以为，三星堆发现文字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呢？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成系统的成熟文字，其年代不早于商王武丁这个时代。在商王武丁以前，可能已经有文字，因为周人说过，“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意思是说，商人的祖先拥有典籍文献），典册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商代前期有文字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因为当时文字还没有普及，那时的文字材料还没被我们发现。目前所知的成熟汉文字体系，在商代是从东向西传播的。三星堆文化大概相当于夏代末期到商代末期，时间在它前面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与之相当的郑州时期的商文化，目前都还没发现确切的文字证据；安阳时期的商文化尽管有了文字，但安阳距离三星堆较远，其间还隔着陕西地区的周文化，三星堆人是否能够或有必要从商人那里学习文字的使用，恐怕还要打个问号。不过，在三星堆文化以后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出现文字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金沙遗址相当于西周早中期前后，在这个时期，陕西宝鸡渔族墓地的渔伯自己铸造的青铜器已铸有文字，而渔族的文化与四川的金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存在“它们是以金沙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一个分支”的可能性。因为渔族的族徽是用箭射鱼，这与金沙和三星堆的用箭射鱼的族徽非常相似；另外在渔族墓地的渔伯墓葬中，还发现了与三星堆和金沙相似的小铜人、鸟头权杖、以及很多尖底的器物。很有可能，金沙时期的古蜀国与西周王朝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古蜀国的一个族群被安排在周王畿附近的秦岭谷口，这个族群与周人接触很多，很快就掌握了周人的文字。在成都金沙这个都城的古蜀国贵族，通过其分支渔族，也掌握了文字，这是完全可能的。
封面新闻：金沙时期的古蜀人掌握的文字会是怎样的文字？
孙华：他们掌握的文字应该不是一种新的文字，而是中原的古汉字。因为直到战国时期，蜀国或者巴蜀，他们的统治阶级使用的还是古汉字即当时的楚系文字。由于已经掌握了古汉字，古蜀人就没必要再发展其他的一套文字。当然，后来巴蜀文化中流行的“巴蜀符号”，这是源自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古蜀人原始记事的符号，它们作为一种传统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三星堆埋藏坑曾经出图过一件刻有祭祀场面图画的玉璋，上面就有几个比较奇特的符号，它们既不讲究对称，也不讲究韵律，不像是图画的组成部分，有可能是这种原始记事的表达某种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数量不多，组合简单，还算不上是记录语言的一种文字的字符。所以，综合以上判断，我们认为，金沙时期的古蜀人非常有可能掌握了文字即古汉字，但三星堆掌握文字的可能性还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