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北京|福州新馆探索：当新的创意形式让会馆重新热闹起来

2021年的最后一天，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骡马市大街51号的福州新馆鼓乐齐鸣，一出特别的剧目《林则徐在北京》正在上演。曲剧采用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移步换景中，浓缩了林则徐禁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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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会馆新版《林则徐在北京》
福州新馆是林则徐当年率先垂范，号召同乡捐资修建的会馆。200多年后，观众站在林则徐的青铜塑像下，重温他当年立于民族危亡时刻振臂一呼的壮怀激烈，此情此景令人感慨。
试演结束之后，北京市委宣传部、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演艺集团等多方代表在福州新馆内进行了一次座谈，探讨“会馆有戏”后续的落地安排——要考虑的问题不仅涉及演艺内容与会馆文化内涵如何整合，还包括场地大小是否合适、交通是否便利等。
让文物活起来，一直是主管部门对文物活化利用孜孜以求的目标。会馆文物先天具备活起来的条件，因为每一座会馆里都有数不清的故事。会馆犹如一道连接在朝与在野、庙堂与江湖、京师与原乡的“旋转门”，那些走上仕途的明清知识分子，几乎都要经过这道门。
当新的创意形式让会馆重新热闹起来，门里门外的故事也将重新焕发光彩。
爱国血脉
27岁这年，林则徐以庶吉士身份进入了翰林院庶常馆。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开始了在京城的官宦生活。当时福建籍同乡主要的聚会地点在位于现西城区虎坊路7号院内的福州老馆中，随着同乡进京人员的增加，迫切需要另辟新馆。时年30岁的林则徐积极参与其中，他个人捐出笔润并向同乡发出号召，终于为同乡辟出了三进四合院的新住处，让更多闽籍同乡受益。
当时，林则徐作为初入翰林院的年轻官员，无疑是同侪中的佼佼者，因此成为促成福州新馆建立的关键人物。
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结构，一个人在家庭和家族中所经历的训练，成为进入国家行政体系的基础。但在由“家庭”进入“庙堂”的过程中，普遍缺乏“社会”这一过渡场所的规训，会馆扮演的就是这样一种角色。
有过会馆经历的京城举子，不仅经过了会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洗礼，还得到了在朝官员的照应，受益颇多。林则徐日记中记载的“移奉文昌帝君、武圣、天后神座安供福州新馆”，就是方便同乡在会馆举行祭祀神灵的活动，满足游子们的精神寄托。
会馆也会将家乡习俗带到京城，慰藉游子天涯孤旅的乡愁。林则徐日记中记述过，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十五日“夜赴福州会馆观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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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6日，北京，福州新馆恢复开放
一代代享受前辈所提供的便利条件的京官，无不以能为家乡在京会馆的繁荣昌盛尽力为荣，这也就解释了各地在京会馆不断扩建新址、扩大规模的原因。曾任两江总督的福建籍官员、林则徐好友梁章钜为会馆撰过多副对联，其中有一副为“同人於门，群贤毕至；适子之馆，吉士有祥”，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福州新馆的气度风范。
福州新馆当年有一处馆舍取名为“榕荫堂”，意为福建的家乡树榕树投下的荫凉可以遮阳挡雨，泽被后世——会馆文化薪火相传，同乡人的善行义举和杰出人物的精神气概也能够代代传承。
在林则徐开辟新馆约80年后，一个20岁的年轻爱国志士于1895年以举子身份住进会馆，这就是为戊戌变法献身的“六君子”之一——林旭。往返于会馆与朝廷之间，林旭以慷慨赴死的最年轻革命者身份，重新将公众视线锁定在福州新馆。百年间，会馆贡献了两位杰出人物，爱国成为福州新馆鲜明的标签。
科举制度废除、民国政府南迁，会馆修护的费用也失去了着落。像其他众多会馆一样，福州新馆也逐渐沉寂、没落。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统一政策，各地会馆产权收归国有。会馆住进了多户居民，不断加盖的房屋改变了会馆原有格局。随着旧城改造和骡马市大街拓宽工程的加速，原有的第一进院落整体及第二进院落东西厢房被拆除，建筑格局遭到破坏，墙体风化侵蚀严重，清水脊两端的蝎子尾也早已不知去向。
教育基地
随着社会对历史建筑的重视，福州新馆先后获得了林旭旧居、林则徐故居、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
2019年6月3日为虎门销烟180周年纪念日。也是在这一年，福建新馆迎来了以全新面貌亮相的契机。北京市于2019年将福州新馆挂牌为林则徐禁毒教育基地，挂牌单位为北京市禁毒委员会，这一年距离福州新馆建馆时间为2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