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日记中的晚清政治生态｜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二 ) 平鸽|排练|掉队|海淀区实验小

对史学研究者而言，如何利用史料是一项基本功，既然这部日记史料价值很高，只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去利用，肯定对很多课题的研究都有用处。
新京报：阅读整理日记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于这部日记的后续研究者来说，有哪些有待进一步延展的问题？
邱捷：很感谢各位读者的厚爱，尤其感谢指出《晚清官场镜像》某些不足之处的读者和书评人。我在整理这部日记时首先遇到的大的困难当然是“认字”和“认人”的问题。日记用较草行书书写，分量很大，插写、涂改之处往往用蝇头小字。杜凤治写字未必完全遵循草书规范，偶尔还有错字，很多时候字认不出，只能靠前后文猜测，遇到人名、地名写得很潦草，无法据前后文猜测，就更困难了。我除了利用各种书法工具书之外，还经常请教懂书法的朋友。现在有很多数据库可检索，只要想出合适的关键词，反复去试，很多人名、地名的正确写法都可以查出。日记提及的人物很少用本名、全名，多数用字号、借称、绰号或官名别称、简称，搞清“谁是谁”更不容易。
我相信，今后研究清史的学者会很关注这部日记。日记有关办案的记载特别值得重视。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徐忠明教授已认真阅读了全部日记，相信他与其他研究清代法制史的学者利用这部日记会取得很有新意的成果。
新京报：你从杜凤治的个人记述当中，感受到晚清官场宏观政治气象的哪些特点？杜凤治的故事有怎样的代表性？
邱捷：日记反映出直到19世纪后期，清朝官场，也就是清朝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走出中世纪”，这个制度既是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极大障碍。杜凤治作为清朝一个中下级官员，有多大代表性我不好轻下判断，但他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清朝州县官。他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反映出多数官员对“纲常伦理”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并无怀疑，很起劲地做官，使清朝政治制度在旧轨道维持“正常”运作。杜凤治虽然也读过一些介绍“西学”的书，但思想仍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于此可见，其时在官员群体中非常缺乏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02 这个人
新京报：研究杜凤治的日记，让你对近代广东区域政治、文化、经济有哪些新的理解？
邱捷：读一部日记，很难对“近代广东区域政治、文化、经济”这样大的问题获得太多颠覆过去认知的新理解。但这部日记提供了很多前人不甚注意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对“近代广东区域政治、文化、经济”得到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从同治后期到光绪初期，广东与全国一样是晚清相对“平静”的时期，没有内忧外患的“重大事件”发生，杜凤治日记提醒我们，这么多年的广东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新京报：你最近在关注和研究哪些新的问题？2021年，有哪些特别想推荐给我们读者的书目？
邱捷：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晚清州县官办案时的法外考量——基于杜凤治的个案考察》，也许今年会发表。也想就此角度写一本书。不过，我缺乏法律学科教育与研究的学术背景，以往同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也没有交流，这本书就算写出来，在方法、视角、叙事与语言等方面与正宗的法制史研究著作肯定有很大差异，我的自我定位，也是和《晚清官场镜像》一样，是一部读史札记，但内容不会重复。
我近年因为年纪大，又忙于做《杜凤治日记》点注，读书不多，也不够用心。2021年的新书中，鲁西奇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陈春声的《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周琳的《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和彭南生的《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因为与我在写的著作或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有关，我都比较认真地读过，得到很多启发，很希望有更多读者同我一样对这几本书有兴趣。
采写丨刘亚光
编辑丨青青子、申婵、肖舒妍
校对丨薛京宁、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