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辟邪求吉,传统春节防疫习俗中的中华智慧

清代丁观鹏描绘农村热闹欢庆春节情景的《太平春市图卷》局部
防疫|辟邪求吉,传统春节防疫习俗中的中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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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明下山群仙斗宝 清代版 宫尖 版印手绘 天津杨柳青地区(李文墨收藏)
防疫|辟邪求吉,传统春节防疫习俗中的中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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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流传着药王孙思邈配制屠苏酒挽救病患的神话。图为明代《三才图会》插图之孙思邈采药
防疫|辟邪求吉,传统春节防疫习俗中的中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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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辟邪求吉,传统春节防疫习俗中的中华智慧】大约在蒙元时期,赵公明被封为赵元帅。此后,赵公明与瘟神的定位渐行渐远,并终于在明代开启了通往财神之路。图为清代桃花坞门神画《赵公明门神》(李文墨收藏)
方相氏是先民创造的驱疫辟邪之神。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动作所跳的祭祀舞蹈后来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图为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方相氏逐疫升仙图》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春节蕴含着我们民族对于种族延续、家庭繁衍、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认知与想象,是中华智慧传承的重要载体。
传统春节节俗异常丰富,其中有一类以防疫为主题的习俗集中体现了辟邪求吉的节日内涵,特别值得重视。这些习俗的形成是先民在长期与冬春季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防疫理念与知识的集中体现。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很多防疫习俗逐渐淡出了春节,但其中蕴含的中华智慧与经验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后来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
方相氏驱疫仪式是先秦时期就在官方和民间盛行的驱疫习俗。方相氏(也写作“方相士”)是先民创造的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驱疫仪式就是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的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这种舞蹈后来就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傩”字的本义是指人的行动符合礼仪,有气度,比如《诗经·竹竿》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句,描述的是佩玉女子行走时优雅从容的模样。而驱瘟仪式本以“难”字指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指称驱疫仪式的“难”字假借为“傩”,“傩”字的本义便逐渐废止了,演变为专指驱疫仪式的词了。
《周礼》记载了周代宫廷中的方相氏驱疫仪式:方相氏由四位勇士扮演,只见他们头上蒙着熊皮,戴着黄金铸造的四眼面具,上穿黑衣,下着红裳,手持戈和盾,率领一百个手下四处搜索疫鬼,然后击打、驱逐疫鬼。民间的驱疫仪式被称为“乡人傩”,《论语·乡党》载:孔子曾郑重地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人傩。“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的重要主张,但从他郑重地观看乡人傩的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对于傩仪的重视。因为瘟疫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即使是民间的驱疫活动,也是极为庄重的仪式,并非娱乐活动。
到了汉代,官方驱疫辟邪的傩仪有了变化。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录,一种变化是时间上的。先秦时期的傩仪没有固定日期,一年四季只要瘟疫流行都可以“请”方相氏来驱瘟,但汉代官方仅在一年中最隆重的腊祭前一日举行大傩仪。腊祭是古代祭祀祖先和百神,并祈求来年丰收的祭祀活动,我们熟悉的腊月就因腊祭在此月举行而得名。可以说,腊祭拉开了新年祭祀活动的序幕,而腊祭之前的傩仪则是腊祭的准备活动;另一种变化是在仪式方面,汉代大傩仪更隆重,皇帝与文武百官都要参与。腊月初七夜半时分,官员们扎着红头巾侍立于宫内,待皇帝在御座上安坐好后,仪式就正式开始了。戴着四眼黄金面具的方相氏率领着由人扮演的十二神兽,一同驱赶、追打疫鬼。为了壮大声势,还要提前从官宦人家选出一百二十名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男童,让他们手持棍棒、鼗鼓(与今日之拨浪鼓类似)等不断敲打,协助方相氏驱逐疫鬼。宫中傩仪结束后,还要由千余位五营骑士将代表着疫鬼的火把押送到洛水边,投掷于洛水中,象征着将恶疫镇压于水底。参与驱疫仪式的男童被称为“侲子”,他们的加入为汉代傩仪增加了祛除儿童疫病,庇护儿童成长的新内涵。
汉以后,宫廷傩仪规模继续扩大,比如南北朝时的宫廷傩仪中有“侲子”二百四十人,到隋唐时期,“侲子”更增加至五百人。作为新年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宫廷傩仪中增加了“迎春”的内涵,时间也较为灵活。初唐诗人沈佺期在《守岁应制》诗中写道:“南渡轻冰解渭桥,东方树色起招摇。天子迎春取今夜,王公献寿用明朝。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诗中描写的是唐代皇宫守岁的情景,天子在迎春的除夕夜还欣赏了侲子们的驱疫表演,说明唐代宫廷傩仪已经成为春节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驱疫迎春的目的。唐代傩仪的表演性比前代大大增强,逐渐向傩戏演进。当代不少地区春节期间的傩戏表演就是古代傩仪的遗存,依然带有强烈的驱疫求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