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心亭看雪”谈起|朱生坚 | 朱生坚( 二 ) 麒麟头|唢呐|杨印海|国家级|非

学书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这几句显然有些过度贬低自己。反正，不同于通常都是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几乎通篇都在怀疑自己、否定自己。虽然他也不无得意地说到自己少而聪慧，让长者“欲进余以千秋之业”，结果却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归根到底，他的一事无成、百无聊赖，还是因为“国破家亡”，尽管他也做过一些“反清复明”的努力，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可能扭转明朝的败局。“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就算个人有所成就，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在临近结尾，他勉强说，“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这好像是在解释开头写的那些癖好，又有了更进一层的意思，似乎把他的癖好当作他仅有的可以安身立命、流传后世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说辞而已，但也确实包含着他一以贯之的观念。他有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卷四）在他看来，癖好是深情，是真气。也就是说，他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是他自己内在的深情和真气，而不是他表面上在追逐的那些外在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知道，张岱一生之中并非一无所成，恰恰相反，他从少年以至终老，有大量著述，而且多半是在明亡之后。《自为墓志铭》里说：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这个书目的排列很有意思。《明易》以下，大致对应经史子集四部。通常的做法是把经学放在所有个人著作之首，而张岱却把四种著作放在《明易》之前，这样的排列，凸显了这四种著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他真正的抱负所在。
这四种著作，分为两类，前三种为一类，以《石匮书》为代表，是历史著作。后一种《琅嬛文集》为一类，是通常所谓小品文。
《石匮书》是自洪武至天启年间的明代纪传体通史，凡二百五十万字。张岱写了二十七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石匮书自序》），对明代重大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反思明代亡国的历史教训。后来，张岱应聘到杭州帮助应谷泰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利用谷氏收集的史料，作《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现存五十六卷，五十万字。“张岱一门向有‘史学世家’之称，自其高祖张天复起，积书累万，一直致力于史学资料的搜集；于地方史志，尤多建树。张岱继承先人遗志，试图从总体上对‘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的明代历史做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胡益民《张岱评传》）要言之，张岱写《石匮书》，担当着于国、于家、于己的责任。《陶庵梦忆》自序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司马迁受刑之后的感受，而张岱也确实有意追摹司马迁。
《琅嬛文集》收录张岱历年各种体裁的文章。卷一为序，卷二为记、启、疏，卷三为檄、碑、辨、制、乐府、书牍，卷四为传，卷五为墓志铭、跋、铭、赞，卷六为祭文、琴操、杂著、颂、词。这部文集的体裁和题材，跟他的癖好一样，五花八门。而这种写作趣味也同样呈现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等文集之中，后人谓之“性灵派”的风格，实则包含着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抱负。这种抱负也是张岱的家传。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曾经“以三十年之精神”，致力于编纂一部大辞典，尽收天下知识，按音韵排列，总名之《韵山》。后来，有人带来一部成书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的《永乐大典》三十多本，张汝霖顿时感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叹息“书囊无尽，精卫衔石填海，所得几何”，于是辍笔。张岱为之感到非常可惜。张岱的几种小品文集虽然不是辞典或百科全书的形式，但是它们无所不包的内容与百科全书的精神实在也有相通之处。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琅嬛文集》这个书名。“琅嬛”指的是张岱于顺治六年租住的“快园”。这原本是张岱祖辈的产业。他小时候经常随祖父在此游玩。等到张岱赁居之时，这个“琅嬛福地”已经破败不堪。张岱为此给朋友写信，开玩笑说：“孔子何阙，乃居阙里；兄极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同样的，《琅嬛文集》这个书名，也带有一种戏谑的成分——即便是如此这般的沉痛，也改变不了张岱的“性灵”，改变不了他的痴和癖，他的深情和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