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心亭看雪”谈起|朱生坚 | 朱生坚麒麟头|唢呐|杨印海|国家级|非

张岱（1597—1679）为晚明散文大家。他的《湖心亭看雪》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作品之一。杭州西湖，人间天堂，“钱塘自古繁华”（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暖风熏得游人醉”（林升《题临安邸》），容易使人安逸享乐。而张岱别具一格，写出一个苍茫凄寒孤寂的审美意象，在历代写杭州西湖的诗文里，可谓空前绝后。全文不到两百字，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
其一，时间。崇祯五年，大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张岱写作此文的时间不详，从开头一句似乎是在回忆之中的语气来推断，大概在“崇祯五年十二月”之后，他已经不在西湖了（就在这个月底，张岱父亲去世，他回绍兴守孝）。而在此前后的几年里，在北方，内有义军，外有敌寇，战事频仍。对此，张岱不可能没有知觉。这是文章的时间背景，隐含忧戚。
其二，空间。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有一个视角的转换。“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几句夹在上下文的叙述之中，显得很特别，仿佛忽然飞升到高空，仰望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类似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巨细无遗，有大气象。这是整个审美意象的空间背景，奠定基调。
其三，人物。湖心亭上，比张岱早到的那两个人，“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金陵是明朝最初建都之地。这两个金陵人客居杭州，正好与张岱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偶遇。而文章在一口气叙述到“强饮三大白而别”之后，特别补录一笔，并且，借舟子之口，引导读者注意这两个金陵人，占到全文五分之一篇幅，是不是别有一番含义呢？
要言之，这篇文章的文眼在一个“痴”字，但是，这个“痴”的意味，乃至整个文章的意象，还是有点复杂的，绝不只是一个文人雅士在日常生活中不同于寻常人等的痴狂。
至于舟子眼中的张岱的“痴”，在他的一生之中，尤其是前半生的常态化表现，就是他那些出了名的五花八门的癖好。在69岁的时候写的《自为墓志铭》里，他把这些癖好一一罗列出来：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如此繁华热闹，好似烈火烹油，极尽尘世间的快活，与“湖心亭看雪”之超凡脱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两者其实又是相通的，因为他的“痴”和“癖”本来就是一回事。
张岱可能不曾料想，这个“纨绔子弟”的形象几乎成了他留在后世很多人心目中的标准像。他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他的这些癖好，全然不顾他自己对此所作的总结：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紧接着，就在这样一个开头之后，张岱笔锋一转，道出了之所以“皆成梦幻”的原因：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前五十年的繁华和后二十年的惨淡，更是一个强烈的反差。由此，张岱想说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徒然留恋前五十年的繁华。盖因后二十年的惨淡，是他自己选择“身不事二姓”（《和贫士七首》之六）的结果。
他的“癖”是他的“痴”发作出来的表征，而他的“痴”乃是得天独厚的性情和才华之凝聚。在常人看来，但凡有所癖好，就是沉溺于各种物事，所谓玩物丧志、逐物意移；按照这样的理解，张岱的这么多癖好，早已把他整个人搞得破碎不堪，不可收拾了。但是，在张岱这里，那些癖好简直就是他各种学养、才能、技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有外在的物质条件，更需要有内在的精神资质，这内外两个方面，都需要有几代人的丰厚积累，而张岱恰好都具备了。
正因为如此，外在物质条件的变化就算会让他感到失落，也不足以造成他内在精神资质的损伤。也因此，他可以忍受“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贫苦。他内心的沉痛，他的“皆成梦幻”“真如隔世”的感慨，更在于“国破家亡”这个重大的变故本身，而不是由此带来的个人生活的变化。
他知道，这是常人不容易理解的。所以，他列举自己有“七不可解”，所谓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这七个不可解或曰矛盾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实实在在的事例，兹不赘述。而他接着说，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都不为自己辩解。之所以不辩解，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