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学|古代法律解释方法的变革与完善——以汉唐律学发展为视角非遗传人|康乐|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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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释与我国古代律学
所谓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含义及其概念、术语等作进一步说明和阐释的活动。我国近现代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总结出了一般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以及社会学解释等。
而律学，是指我国古代社会根据一定的思想和理念对成文法进行讲习、研究和注释的学问。通说认为源于春秋末期邓析所著《竹刑》，兴于“张杜律”，而成于《唐律疏议》。因此，法律解释虽是现代法学概念，但就其研究内容和方法本身而言，却并非舶来品，也非近现代以后才产生。
早在秦代，由中央司法机关颁布的《秦简·法律答问》就以问答的形式或以案例解释的方式，对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法律术语及疑难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官方法律解释文件。
晋代律学家杜预也曾对法律解释的目标作出非常精准的概括：“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即探明法律规范的内部合理性，使概括、抽象的法律条文明白易懂，易于遵守，也易于实施，以实现立法者所预设的各种目的。
汉唐律学发展概述
如果说《秦简·法律答问》为我国古代官方注律提供了早期的样本，汉代春秋决狱则将律学研究第一次推向了历史的高潮，并催生出中国古代较早的儒家法律学者。西汉武帝深受董仲舒倡导的新儒学思想影响，对法家之律进行全方位的儒家化改造，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引用儒家经典分析案件、认定犯罪，并依照儒家精神解释、适用法律，甚至优于成文法适用。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也自此开启，对后世南北朝、隋唐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代律学研究者使律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注释律学。在注律理念上，秉承《晋律》“务从简约”的法律思想，主张立法应当简单明了，使人知所避就，为律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和丰富的理论素材，并极大地推动了律学职业教育的繁荣，典型代表为张斐和杜预，他们“兼采汉世律家诸说之长”，为《晋律》作注，后经晋武帝批准颁行天下，成为与《晋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注律文本，故又称之为“张杜律”。
《唐律疏议》集汉、晋律学之大成，继续坚持“画一之制，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的法律原则，对唐律立法精神和制度进行精确阐释，完美展现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特点，在文字上也讲求明白晓畅，不仅成为各级司法官员分析法律、适用法律的权威依据，更是科举明法的“指定教材”，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
由此可见，尽管各时期的律学思想和理论体系有所差异，但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展和演进，即力求阐明立法意图，辨析法理，厘清法律术语和原则，用有限的法律条文规范多样的社会关系，从而为中华法系的最终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更为后世律学及其解释技术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方法论改造与理论的完善
解释原则：从主观、随意走向客观、理性
汉代经义解律的核心原则是“原心定罪”。汉《盐铁论·刑德》将其总结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即凡是符合《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认定为犯罪。凡是不符合或违背《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不违法，也可定罪。但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因其过分强调主观动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武帝时大司农颜异以“腹诽”罪被判处死刑，便是这种“原心定罪”的流弊。
“张杜律”则是从成文法之立法原则本身出发注解律文，且特别注重法律原则和名词术语的解释。《晋书·杜预传》中记载：“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即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使概念明确，便于执法者依照名例律的原则去定罪论刑。而张斐则对“故”“失”“过失”“谩”“诈”等二十个近似罪名进行了精确界定和区分，为法律词汇的规范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种概念分析的方法显然不同于汉代经义注律，使法律适用更加客观和理性，不再受司法官个人主观意志和思想的过分牵制。
解释体系：从随机、分散走向逻辑、完整
法律解释的体系化，是古代律学向科学化演变的重要标志。春秋决狱是一种临时的、随机的解释，即当特定事实出现或法律适用产生分歧时才援引经义论罪，因而呈现出分散和零散的特征。另一方面，虽然律学研究者多为当时名儒（如叔孙通、郭令卿、郑玄等），且对法律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甚至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但他们对同一个问题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解读，甚至相互抵触，因而在具体实践中会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