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军|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 ) 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谢梦|旅

汪曾祺认为，“这些错字，虽无关宏旨，但于文义不无小损”。同时，他还专门提到“空行”问题。在他看来，空行是关乎“节奏”的，其目的是让读者在“切断处”“停下来捉摸一下”。可是，在排印时，原稿中的空行，均被编辑拿掉了。
1983年9月，汪曾祺自编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收录了《八千岁》。1985年3月，《晚饭花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封面上作者的姓名莫名其妙地印错了，不是“汪曾祺”，而是“常规”。出版社只得把印出的书的封面撕掉，重印重订，但还是有部分印错的书流入了市场。直到8月，汪曾祺才拿到样书。收入《晚饭花集》中的《八千岁》，恢复了8处空行；《人民文学》中的错字，除“釉红彩”外，其他都一一改正了。不过，《晚饭花集》中的《八千岁》也略有改动，如将“碧萝春”改作“碧螺春”，将“过了丰县”改作“过了清江浦”，将“开米店的手上都有工夫”改作“开米店的手上都有功夫”；第46自然段末尾删掉了一句：“好象这家烧饼店是专为他而开的。”此外，还或删或添了几处标点符号。
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第2卷中的《八千岁》，是以《人民文学》为底本，并参照《晚饭花集》，也恢复了空行，改正了“当时”“方能”“脱稻”“打个儿”“浇面”中的错字，而“发黑”“釉红彩”“滚动”“大财主”则保留了原貌。在未发现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这封信之前，《汪曾祺全集》编者能改正几个关键性的错字，应该说是有学术眼光和校勘水平的。
大概是出于规范化的考虑，《汪曾祺全集》将《八千岁》中的“叫作”“当作”的“作”都改成“做”，将表示“好像”或“比如”义的“象”统一改成“像”，将“一弯流水”改成“一湾流水”，将“不须吩咐”改成“不需吩咐”。如此改动，似无可厚非。但有一处改动，颇值得商榷。小千岁才十六七岁，却相当老成，孩子的那点天真爱好，“都已经叫严厉的父亲的沉重的巴掌驱逐得一干二净”。因宋侉子求情，八千岁遂允许儿子养几只鸽子。小说中写道：
宋侉子拿来几只鸽子，说：“孩子哪儿也不去，你就让他喂几个鸽子玩玩吧。这吃不了多少稻子。你们不养，别人家的鸽子也会来。自己有鸽子，别家的鸽子不就不来了。”
《汪曾祺全集》将“喂几个鸽子”改为“喂几只鸽子”，这一改，口语的味道就淡了很多。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毕竟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为叙述语言是“几只鸽子”，就把人物口中所说的“几个”也改为“几只”。汪曾祺是非常讲究小说语言的，他认为：“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小说笔谈》，《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42页）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几个”为“几只”就欠准确，就不符合“语言的唯一标准”。
1986年，汪曾祺曾在《有意思的错字》中说：“文章排出了错字，在所难免。”有的错字是手民误植，有的则是编辑所为。在列举了邓友梅和自己的一些文章被编辑错改的实例后，他又说：“我年轻时发表了文章，发现了错字，真是有如芒刺在背。后来见多了，就看得开些了。不过我奉劝编辑同志在改别人的文章时要慎重一些。”（《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第384—385页）
在写给《人民文学》编辑的这封信中，汪曾祺建议：“以后如果遇有类似的疑不能决的字，最好和作者联系一下。”1987年，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徐正纶在复审汪曾祺《晚翠文谈》的过程中，凡遇到可疑之处，即致信汪曾祺，汪曾祺都及时作了解答（参见《汪曾祺全集》第12卷所收汪曾祺致徐正纶信）。
作者健在，编者遇有“疑不能决的字”，“和作者联系”确实是最好的求助解决之方式。但倘若作者已殂谢，又无其他依据可循，那该怎么办呢？最慎重、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仍其旧”。

作者：陈建军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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