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丰一吟

画家、翻译家丰一吟12月1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2岁。丰一吟曾就读于国立艺专，1953年毕业于中苏友协俄文学校。1961年起历任上海编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所译员，1980年进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与丰子恺合译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作品。丰一吟是丰子恺著译的重要介绍者、编选者、研究者。

作为丰子恺的幼女，她曾说自己年轻时对于父亲创作护生画并不完全理解，但晚年却完全沉浸在父亲的艺术世界里，整理文稿，临摹画作，而感到其乐无穷。
《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丰一吟 | “日月楼中日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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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一吟（1929—2021）
图源及综合自：天津日报
“文汇学人”在此推送丰一吟先后于1956年、1996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以为纪念。

　
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文汇报 1956.12.29
丰一吟
我和父亲正在翻译俄罗斯古典作家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部书共分四卷。第一卷已经脱稿，现在正在译第二卷。从开译起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然而我们从这里面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常常有人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希望听一听我们的翻译经验。但是我们总觉得无从谈起。因为以前我们翻译时，碰到典型的例子，没有随时记录下来，虽然自己心中有数，却不能很具体地谈给别人听。而谈翻译经验一定要谈得具体，空谈不如不谈。所以也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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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
丰子恺丰一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现在我想具体地谈一谈我们合译的方式。这称不上什么经验，只是聊供翻译工作者参考而已。
我们合译这部书，不是各译一半，互相校勘，而是很密切的合译：每人备一册原本，相对而坐，每句都由两人商讨，然后由我执笔写上去。写的时候“基本上”不打草稿，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懒惰，其实并非完全为此。因为打草稿必须重抄，而重抄时往往有疏漏，造成冤枉的错误。我们的办法是这样：一般较简单的句子都直接写到稿子上去；只有个别较复杂的句子，才在另一张小纸上起一个临时草稿，修改妥当以后，再把它誊到稿子上去。这样，既可保持译稿清楚，又可免去逐句誊写的麻烦和错误。
在翻译之前，通读全书，那自不必说；我现在要讲的是每天坐下来翻译时的具体步骤。我们先把要译的句子念一遍，然后开始安排句子的结构——我们把这步骤称之为“搭架子”。简易的句子不去说它，复杂的句子搭起架子来真费时。这是翻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好比雕塑家塑造人体的骨格，是一种基本工作。架子搭得不好，最容易影响译文的质量，甚至会影响内容的表达。而且如果在排好字之后发现不妥，想在校样上修改一下，就非大动干戈不可，这是排字同志最感头痛的事。搭架子的确不容易，尤其是当句子里有好几个形动词、副动词或者Kotopblй时，非预先在纸上打稿子不可。
搭架子的时候，句中有些形容词和副词的译法可以暂且不去管它。等到架子搭好了以后，再考虑这些词。这一步工作就好比雕塑家在骨格上塑上筋肉。又好比给人穿衣服，戴饰物。俗语说得好：“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一个人样子美不美，除了相貌和身材之外，穿戴的东西也有很大的关系。修辞对译文的质量就有这样的影响力。有一次我发现，最常发生困难的是形容词的译法。我把这意思告诉父亲以后，我们曾经实验一下，果然如此。每次当我搁下了笔沉思，父亲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八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之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有些形容词很熟悉，完全不是生词，可是还是要查辞典，希望在辞典上找出一个恰当的译法来(有时找不出，而自己想出了一个，连忙把它登记在辞典上，下次可以应用)。
个别的词都考虑定当后，这句子就完成了，可以写上去。不过有时也常常为了一个词不妥贴而必须全部返工，采用另一种译法，重新改搭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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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遇到困难，就把它摘出来，去请教苏联老师，有时甚至天南地北地去找人问。这是最麻烦的工作，然而最有益。把不懂的地方弄懂了，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