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走近蒙尘千年的敦煌宝藏( 二 ) 虎形|周颖|中国传统文化|安国

拓碑技术出现得更早，但早期的拓本也未能保存下来。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数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现知世界上最早的传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温泉铭》、李邕《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和柳公权所书《金刚经》等碑的拓本。
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多样，几乎包括了古书的各种装帧形式，但绝大多数是卷轴装。卷轴装也称卷子装，是纸质书籍和文书出现后流行时间很长、普及地域很广的一种装帧形式。其做法是先将纸张按需要粘成长卷，再用圆形木棍粘结在纸的一端，阅时摊平，阅后将其卷成一卷轴，这就是卷轴装的书籍或文书。卷轴装之外，还有梵夹装。梵夹装是从印度传来。因为经文是梵文，上下有两块夹板，所以被称为“梵夹装”。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是仿制的或者有所改变的梵夹装。第一个改变是经文不再是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上；第二个改变是经文多是用中文书写。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样式。
敦煌遗书的文字以汉文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语文献。
在这类文献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称古藏文，是唐五代时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于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辖敦煌，其间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语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献，约8000多件。这批文献对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当时西北地区的民族变动都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第二种胡语文献是回鹘文。回鹘文是古代回鹘人使用的文字，又称回纥文。在唐宋时期，回鹘人曾在敦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后，敦煌的东边甘州、肃州和西边的西州都曾有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在敦煌地区也有回鹘居民。由于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经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鹘文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包括书信、账目和佛教文献，对研究回鹘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对研究古代的民族关系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遗书是后凉王相高所写之《维摩诘经》，在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这件文书现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年代最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题记，这件文书收藏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从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多数敦煌遗书的书写或抄写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
遗书研究，改写中古史
就内容来说，敦煌遗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因为是佛教寺院藏书，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90%左右。
敦煌佛教文献有很多是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等。以上经卷虽有传世本存在，但由于敦煌遗书抄写年代较早，仍然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和文物价值。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些“逸经”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了一批古逸经疏，如《金刚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注疏就有130多种，530多件。这些经疏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实具体地反映古代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敎）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道教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想尔注》的重新发现，该件虽为残本，但保存了该书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经文和注释，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并揭示了道教经教化的另一条途径。《尊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景教文献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证明过去因果经》等摩尼教文献，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
宗教文献以外的文书，虽然总量不大，只占10%左右，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历史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古籍等诸多方面，很多都是不见于正史的第一手资料。
历史方面，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制书、敕书、告身等公文书，律、令、格、式等法律文书，户籍、差科簿等赋役文书和买卖、借贷、雇佣、租佃等契约文书。这些资料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如“唐景云二年（公元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论事敕书”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书上钤有“中书省之印”，中间顶天立地的大“敕”格外引人注目，这件文书已经成了敦煌文书的标志性符号。依据此件，参考其他文献，可以大致了解“论事敕书”从起草到下发的复杂过程。又如“唐开元水部式”，详细规定了唐朝对水渠、桥梁的管理制度和各级官府的相关职责，不仅为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贵资料，还可据之纠正《唐六典》《新唐书》《旧唐书》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对唐“式”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具体的了解，为从唐代文献中搜集其他唐式条文提供了文本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