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看中国早期的生命价值观舟山|二十四节气|小雨|东南风

作者：姚苏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
商周时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青铜器铭文，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书写文化。相比于其他文献，铭文能基本反映书写的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有着重要的价值。商周铜器铭文的书写之所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质条件的进步与社会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层面的追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用文字进行书写是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大事，因为它代表着思想、情感的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墨子·兼爱下》提到，今人不与“先圣六王”同时，却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古人早已认识到书写之于思想传承、文明演进的价值。而在“传遗后世子孙”方面，铜器铭文（即所谓“金石”“盘盂”）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当古人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后，青铜材质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们对“永恒”的希冀，或者说是对生命“不朽”价值的追寻。
中国早期关于生命价值的体认，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范宣子与鲁叔孙豹讨论何谓“死而不朽”。范宣子认为，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职，这便是不朽。但叔孙豹认为这只是“世禄”，并非不朽，真正的不朽应如鲁国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即死后其言论仍能流传后世。进而他便论述了“三不朽”的观念：“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当时人们认为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树立与传承，这样才能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此种“生命价值观”后为儒家所继承并发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当然，“三不朽”的价值观并非《左传》所创，它应来自更久远的传承，并有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一点便可从铜器铭文的发展中找到线索。
最早的铜器铭文非常简单，有的仅由一个或数个名词组成，稍复杂的也仅是一个主谓句。商代晚期才有长篇铭文，其主要进步是能完整叙述一连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联系。比如《小子[~符号~]卣》（《集成》5417，《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铭文有四十七字，叙述器主参与一项军事行动有功因而受到上级的赏赐，又因此制作了铜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显然，这类铭文的书写重心是“功勋”与“赏赐”，它代表着主人最有价值的荣誉，因此他希望通过铜器精确地传达给祖先或后世。故而，此类铭文往往具备严密而完整的因果叙事。事实上，商周铭文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为对当时的贵族来说，用铭文记录其所立的功劳和所受的封赏，不仅是其人生价值的展现，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由此亦可见，“三不朽”中“立功”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基础，也在铜器铭文中有充分的体现。
到了西周早期，出现了长达百字甚至数百字的篇章，不过大部分仍以纪功、纪赏为主。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铭文出现了新变，比如开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2837）为例，此铭除了开篇与结尾为常见内容外，正文以四个“王若曰”或“王曰”领起，详细记录了周王对器主的训话，其中既有对商周换代的经验总结，也有对周王及器主祖先功勋的称颂，还有对器主的夸赞、期许与封赏。器主将此类言辞完整书写于铜器之上，除了彰显其家族之荣誉外，显然也有传承历史经验的意图。又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铭文也如实记录了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器主“何”在内的“宗小子”的一场训诰。此外更有一种形式特殊的铭文，其全篇都包含于引文之内，实际上可视为大段言辞的抄录。如西周早期《沈子它簋盖》（《集成》4330），全铭皆包含在由“它曰”领起的引文之内，且开篇即谓“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确指出器主通过铭文进行“昭告”的意图。这类形式特殊的铭文产生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趋于兴盛，春秋时期仍有相当数量，至战国时才最终消亡。
西周铭文的这一变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说。孔颖达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铭文无论是将上级（特别是周王）的训诰作如实记录，还是将自己的想法书写于铜器，都是基于其言辞有“可传”的价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册益卣》（《集成》5427），其铭文以“作册益作父辛尊，厥铭宜曰”开篇，自陈作铭之宜，更体现出明显的“立言”意图。另一方面，西周铭文的文采也有显著进步，其写作模式趋于多样化，且出现了刻意修辞的例子。比如西周早期《毛公旅方鼎》（《集成》2724）将铭文写成了七七、四四的整齐韵句（第三句五言，但首字为虚词），而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则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立言”这一独特的价值观在西周时期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