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红星书评丨向以鲜：研究杜甫，跟恩师鞭策和妻子激励有关( 二 )

那时的我，真是心高气傲啊，我没有告诉曹先生不去郑先生门下的原因：那时的我还有很多虚荣心，根本瞧不上南充师院呀。后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王达津教授的研究生。王先生乃名家之后，其祖父王铁珊系蔡元培、许寿裳好友，王先生先后师从刘永济、唐兰、高亨、朱东润、闻一多、朱光潜、冯沅君等名师，闻一多还是王先生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座上师。
背诵杜甫诗歌的事情，在我们那一届的中文系上还是小有点儿影响的。1981年夏天，南充发洪水，我在故乡聂家岩平生第一次给异性同学写了一封书信，那位名叫可可的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给我回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向小先生，听说你特别喜欢杜诗，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你一定会成为研究杜诗的大先生的。”这句话好像是在鼓励我，实际上是深深伤害了我那颗不可一世的自尊心。我在后来的诗作《我的两地书》中还提及此事：
唉！我能把1400多首杜甫诗歌
脱口背诵出来又如何？
聂家岩的少年维特
独自躲到香樟树下漫卷诗书
大三暑假期间，我曾专程来成都礼拜杜甫生活过的草堂。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锦江边的四川大学。到成都来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想离杜甫热爱的成都和草堂更近一些，更近一些。
与杜甫结下前世今生的缘分
2016年正月15日下午，我以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诗人”的身份参加了由《成都商报》社、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星星》诗刊联合举办的元宵诗歌分享会。这一天是圆满的日子，爱的日子，也是诗人的日子。大约有两百名诗人及诗歌爱好者，一起来到杜甫草堂博物馆的仰止堂，诵读了我的二十首现代诗作。仰止堂这个名字，与当时的情景非常契合：我们来到这儿，是向诗圣杜甫仰望和致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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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仰止堂举行的向以鲜诗歌分享会（刘海韵摄）
2019夏天，在四川大学出版社编辑舒星女士的主持下，我与出版社签订了写作《杜甫评传》的合同。一直想写一写心中的杜甫，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这下好了，终于有机会来写一写我的杜甫。
正当我着手写作的时候，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灾难悄然降临：新冠病毒闪电般席卷了人类，我的写作亦因这场病毒风暴而猝然停止。无可奈何又无所适从，只好蛰居丈人山下，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中途又经历严重的目疾，真的很绝望。我完全理解杜甫所说的那种“老年花似雾中看”的痛苦，很担心这本《杜甫评传》可能会中途而废。还好，后来得到了较好的医治，国内疫情也控制下来，使我在仲夏时节可以重新投入激情的写作之中。这期间，不断得到舒星女士的问候和鼓励，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有这部《杜甫评传》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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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鲜《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
写作之中，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是我在写作其他著述时从未有过的。原因在于我太喜欢杜甫，生怕写不好对不起自己的喜欢。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我面前，横亘着几座大山：冯至的《杜甫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洪业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朱东润的《杜甫叙论》、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还有闻一多、刘文典、岑仲勉、吉川幸次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叶嘉莹等人的杜甫研究。在这些大师面前，晚生还要去置上一喙，实在有些自不量力啊！
说起来，上面这些大师级人物，其中好几位多多少少还与我有点儿关联。闻一多和朱东润是我研究生导师王达津教授的授业恩师之一。有一次在网上与朱东润高足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谈及这一渊源时，陈尚君开玩笑说，他算得上是我的师叔，论辈分也确实如此。大三时，洪业的侄女、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洪范到西师来做了一场访美的学术报告，报告在西师的大操场上举行，人山人海，简直像是在举行盛大的典礼一样。在那场报告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哈佛燕京学社，第一次知道了“引得”这种先进的文献典籍整理方式，第一次知道了洪业（煨莲）的名字，并且立即从图书馆借回“杜诗引得”。知道吉川幸次郎的事是后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次年，中文系请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先生做短期学术交流，兴膳宏是吉川幸次郎的爱徒，自然会常常提及他的导师吉川幸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