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中国石窟保护理念是如何演变的？陈燮阳|天桥艺术中心|苏州|北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最初,只关注精美的壁画和塑像；现在，把开凿的崖壁、山体，周围的河流、植被，都与洞窟视为一个整体
中国石窟保护理念于上世纪初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出于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觉性而萌发，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初期尝试、新中国成立之初艰苦卓绝条件下的开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形成，在新世纪对文化遗产高度重视的环境下不断完善。
石窟包含石窟寺、石刻等，随着文化遗产学科的发展，人们对其的认识不断加深。最初人们的目光只关注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将石窟单纯地当做珍贵艺术品来欣赏与保护。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对文物价值的研究与认定，石窟的历史见证价值、选址和开凿的科学技术价值也逐渐得到了理解和重视。今天，石窟被看成一个整体。开凿的崖壁、山体，周围的河流、植被，都与洞窟一起，共同构成了具有文物价值、文化意义、社会效益和时代价值的完整文化遗产。对保护对象认知的转变也导致保护思想的变化：从单纯的临摹、保护艺术品，到保护石窟本体，再到现在的石窟洞窟本体与周边景观环境一并被纳入保护体系内。
通过100余年的保护实践，保护程序、价值观、技术手段都逐步完善
从20世纪初期算起，中国石窟保护已经走过了逾100年的历程。石窟保护和管理体系从无到有，保护工程从少到多，在对石窟寺这一特殊的佛教遗产类型的保护上，做出一系列有意义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几乎每10年都有创新。在20世纪40至50年代，莫高窟建立简单看护体系和防沙墙，初步做到了石窟的“不塌不漏”。20世界60年代，莫高窟加固工程是第一次从国家层面上关注的大型保护工程，通过加设挡墙做到了保证莫高窟的稳定和参观、管理。20世纪70年代，龙门卢舍那大佛维修、云冈三年加固工程首次尝试化学灌浆方法，并开启了“抢救性”保护序幕。20世纪80年代麦积山保护工程首创的“喷锚粘托”方法，属于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并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对此后诸多石窟保护加固工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龙门、大足石窟等保护工程，为改善石窟保存环境作出了贡献。
进入2000年后，随着保护工程类型、数量上的丰富和增多，保护理念在崖体、造像、壁画、窟檐、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实践。正确的保护程序、完善的保护价值观和更丰富的保护技术手段都是本阶段石窟保护取得的进步。这些实践不仅保护了全国几十处重要的石窟寺、摩崖石刻造像，而且为我国遗产保护理念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践依据与佐证。
从思想萌芽到普及、繁荣和创新，中国石窟寺、石刻保护可分为多个阶段
【 石刻|中国石窟保护理念是如何演变的？】自20世纪初至1949年间，可以视为中国石窟保护的“思想萌芽阶段”。那时，外国人的探险与考察，激发了国人保护文物的愿望，以营造学社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能够为中国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作出贡献。1930年，梁思成先生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借鉴了许多外国人的研究资料，不由感慨“日本之常盘大定，关野贞……具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此后，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赴大同调查古建筑与云冈石窟，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三、四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思成等人转移到西南后方，但仍未停止工作。在1939年9月开始的川康地区古建筑调查中，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考察了35个县的众多摩崖石刻，其中以大足宝顶山、北山两处最为重要。这也为随后梁思成将大足石刻第一次引向世界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但如营造学社、考古学家夏鼐为首的西北考察团、大足石刻考察团等的工作仍然熠熠生辉。1942年，在于右任先生呼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第一个石窟保护机构成立。为敦煌艺术所倾倒、从而毅然回国的爱国艺术家常书鸿担任所长。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常书鸿先生带领有限的人员完成了清理洞窟积沙、修建围墙等工作。虽然简陋，却是“保存或留存以示后人”的朴素保护思想体现。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可以称为保护思想的初步确立阶段。1960年，新中国首部综合性文物保护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公布，明确提出“在进行修缮、保养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恢复原状或者保存现状的原则。”由此，“保存现状或恢复原状”成为这一时期包括石窟保护在内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