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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有词语。In principio erat Verbum,在通行千年之余的拉丁文《武加大圣经》中,哲罗姆将《约翰福音》首句中的希腊文词语“道”(logos)翻译成“词语”(verbum),这一并不严谨的译法被沿用了整个中世纪,以致成为标准,却不经意揭示了诗歌的真相。词语有生命,而词源是词语的幽灵生命。恰如爱尔兰当代女诗人葆拉·弥罕所言:“每个词都带着它幽灵的历史,如果我们能追溯得足够久远,就能听到一百万年前的蜜蜂在琥珀里振翅的声响。”
我的目光无法不落到“灾难”上,这个为过去两年内地球人定下了基调的英文词。灾难,disaster,来自于拉丁文de(远离)加上astra (星辰)——灾厄就是与星辰分离,坠离群星。相反地,和星辰在一起,拉丁文cum(在一起)加上sidus(另一个表示“星辰/天体”的词)给了我们动词considerate,并最终给了我们英语动词consider,思虑。与星辰同在就是持续思虑,我们活着一天就不能放弃思虑,不能放弃对自身和世界之境遇的内省。作为一名习诗者,写作即我与星辰同在的方式,也是我为思虑赋形的方式。与其说诗是艺术表达,不如说它是存在之道,一种对自己的心智生活负责的存在之道:永远不放弃照看自己的灵魂,也不放弃在他人中辨认出类似的灵魂。
【 星辰|诗歌也是诉说真相的艺术,诉说关于人之为人的真相】诗歌也是诉说真相的艺术,诉说关于人之为人的真相。艾米莉·迪金森写过:“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The Truth must dazzle gradually /Or every man be blind”,诗歌是倾斜着说出的真相,真相必须渐次闪耀,才不致人目盲。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说,诗人做什么都可以原谅,唯一却不能做诱惑者,不能利用他的才华来使读者相信某种非人性的意识形态。无论诗人如何宣称,诗都不可能是非伦理的。诗人的鞋必然沾上人世的尘埃,哪怕他幻想自己行于海面。在这我们不得不作为有死之身寓居的尘世上,真正的诗无法取得对人伦的豁免权。
一首诗形成的过程中,意义与形式密不可分。节拍器恒定的敲击中,才能诞生最美的意外变奏。柏拉图说诗歌是“运动的秩序”,我们也可以说,诗是在运动中对秩序不断进行破坏与再造。
语言是我们介入世界时最亲密的一层皮肤。拉丁文第一人称单数动词habito,我居住,我穿戴,我居住于自己的语言之中,我穿戴语言这件衣服介入世界。由此衍生的拉丁文和英文名词habitus是居所,也是衣物,是外观也是体质和习性。诗人需要反复锤炼语言,直到他的语言成为他的皮肤,成为他的贴身之衣,成为他的habitus(习性),直到诗的语言成为适宜灵魂居住的栖息地。
诗歌是肉身化的语言。诗歌最醒目也最被低估的形式元素是跨行,但跨行决不等同于任意按回车的轻浮。“跨行”(enjambement),这个法语词的字面意思是“交叉双腿”:交叉双腿,然后才能迈开腿。当我们为一行文字添上双腿,它们就能回旋,起舞,忘却规则,商榷变奏的可能性,腾挪意义的界限;定格之物将颤动起来,静止的图像将被注入灵魂,手抄本上的动物图将成为活物。马拉美写道:“词语(le mot)与整个自然相仿,因此接近一种有机的生命体;词语在它的元音中表现为肉体,在它的辅音中表现为精致的骨架”。
关于语言的肉身性,亨利·伯格森说得更加直白:“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匹配的材料,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意识共同延展,领悟着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直至通向遥远的星辰。”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母校都柏林大学的校训——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尖端”的大学校训,仅由两个拉丁文词语组成:Ad Astra(向着星辰)。
新年伊始,且让我们再次出发,以思虑为舟,以语言为翼,向着星辰。(包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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