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从古人的诗歌中，寻求自觉与超越的境界

新京报：如今杜甫几乎已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虽然如前文提到的，西方诗“立意在崇高”，你也把“崇高”这个词用在了杜甫身上。你个人认为，杜甫“最伟大”的原因是什么？
景凯旋：杜甫有一种博大的牺牲之爱，尽管他没有多少超越世界的观念，而是处处写自己的不幸，但他却能把个人的不幸升华到前所未有的博爱的高度。中国士人的反抗现实自来有一种狂狷精神，如果说李白是狂，王维是狷，杜甫则是超越了狂狷，有如孔子，虽然也能欣赏李白、王维的这种人生选择，但心里却明白自己做不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从不逃避生活的本真状态，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或许就是一种伟大的使命感使然吧。
李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京报：李白篇中，主要写到他的“自由精神”，以及他面对人之必死性这一终极问题时的困境，最终李白只能靠及时行乐——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暂时消解。你如何定位李白的“自由”或者说他“自由的生命样式”？
景凯旋：李白的“自由”属于老庄式的“逍遥”，属于一种不受外物羁绊，获得精神解脱的方式，他自己也是一个道教徒，他以这种形象行走在人间，令碌碌的世人惊艳。但道教是没有彼岸世界的，李白显然知道《古诗十九首》中的“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于是采取“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古代许多士人的人生样式，李白的伟大在于他创造了无数讴歌自由的诗歌，“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这不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吗？李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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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李白》剧照。
新京报：这些诗人如何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是本书最核心的探究之一。你说，“在通过诗歌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方面，李白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杜甫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具体如何理解？
景凯旋：这一点我在书中已经谈及了，自汉末以来，生命短暂就是一个不变的诗歌主题，从三曹到阮籍、陶渊明，从初唐的刘希夷、卢照邻、张若虚到李白，仍然一直在重复这个主题，但与此同时，佛教的来世观念也传进中土，渐渐获得士人和大众的认可，佛教在唐代成为中国化的普及宗教，它安慰了人们对永生的渴望，所以从杜甫开始，生命短暂不再是一个诗歌主题，中晚唐的诗人，虽然偶尔也有生命感慨，但由于不同程度接受了佛教思想，已经不再对此感到焦虑，而是转向对俗世与历史的关怀，这也是中晚唐怀古诗盛行的原因。如果比较一下李白与刘禹锡、杜牧的怀古诗，我们就能看到二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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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作者: 景凯旋，版本: 东方出版社 2018年12月。
古代士人在儒道之间不断摆动
新京报：书中说，从盛唐转入中唐，诗歌也从“诗人之诗”转为“士大夫之诗”。如何理解“士大夫之诗”？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景凯旋：中唐是被近代史学家视为唐宋之变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嬗变就是从贵族社会转向官僚社会，形成一个更加科层化的管理制度。这与士大夫的身份结构改变有关，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唐朝建立后继续这一选官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抑制士族靠门荫世袭，让平民子弟也能进入仕途。高宗朝进士科考试采用诗赋，至德宗朝进士科达于极盛，进士科尤重乡贡，故起于民间的士人越来越多地登上政治舞台，由这些士人构成的官僚集团，更具有参与国家治理的自觉。
他们中的杰出人才，往往都有民为贵的责任意识，即柳宗元所说的“利安元元（百姓）”，他们的主要事业在管理，这使得他们注重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真实世界的强烈关怀，像李白那样的诗人是很难出现了，同时他们又轻视门阀士族的礼教，在情感上更重视俗世生活，表现出打破阶层隔阂的一面，这就是士大夫之诗的主要特征。
新京报：在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然”具有无比重要的位置，书中对这一点也有很多论述。你如何看待“自然”在中国古诗中的作用？
景凯旋：中文“自然”的本义即自在，在老庄思想中，万物的本原是道，亦即自然，同时这个词又指一切非人工的事物，所以处在自然中就是处在本原中，对自然的追求就是对本真生活的追求，能让人摆脱人世烦扰，是其所是。我觉得，老庄的“自然”概念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它类同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没有意义地活着就是没有“世界”地活着。“世界”与“自然”都是一种整体性的感知，只有诗与思才能使它们在我们面前打开。

诗人|从古人的诗歌中，寻求自觉与超越的境界｜专访景凯旋(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