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生活是不公平的,你只能在所处的情境下尽自己的全力”( 四 )


虽然跟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比起来,三一学堂还是有些小,但这里的五月舞会依然魔力十足。草坪和花海到了卡姆河和后花园边上逐渐稀疏,点起了浪漫的灯光,着正装的大家都比平时更美、更帅。校园内各处的音乐均不相同,迎合着不同品位的人。一间墙上嵌满木板的房间有一支管弦四重奏。学堂里有卡巴莱,有爵士乐队,有牙买加钢鼓乐队。浴缸里装满香槟供大家喝,还有豪华的自助餐。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并且供应早餐,第二天还可以乘篷船。史蒂芬和朋友前一秒还在为什么知识争得不可开交,下一秒他的朋友们就非常绅士地照顾他不太方便的腿脚。简一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就对他们刮目相看了。让简失望的是,舞会结束后史蒂芬不同意她坐火车回家,所以她到家时仍惊魂未定,甚至还有点恶心,下车后就把史蒂芬扔在车上,溜进了家门。简的母亲坚持让她邀请史蒂芬进来喝杯茶。虽然两次约会都很浪漫,霍金也觉得简是个“很好的姑娘”,可两人之间还没产生火花,也正是这时,德里克·波尼发现他的老朋友突然对约翰·邓恩的诗产生了兴趣,都是很美、很直白的情诗。
简后来又和史蒂芬以及双方的家人见了几面,然后因为去韦斯特菲尔德读语言的需要,她夏天去了西班牙。回国后,史蒂芬已经去了剑桥,她也很快离开圣奥尔本斯,开始在伦敦的生活,攻读学位。直到那年的11月,她才有了史蒂芬的消息。史蒂芬当时去伦敦看牙医,邀请简去华莱士典藏博物馆(展示艺术、家居、陶瓷、武器和盔甲的博物馆),顺便共进晚餐,然后去看瓦格纳的歌剧《飞翔的荷兰人》。约会时,史蒂芬在下摄政街上摔了一跤。简扶他站了起来,发现他的步伐越来越不稳,但是想法却越来越执拗。当时是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他还表达了自己不满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
那年春天,史蒂芬经常去伦敦参加讲座或看牙医,而且好像总是能拿到歌剧的票。简周末也经常去剑桥见他。这时她毫无疑问已经“爱上了史蒂芬,爱上了他奇怪的幽默感。他眼中的光有神奇的吸引力”,但她不想只跟他谈一会儿恋爱。可惜在史蒂芬身上只能看到那么远的未来,他们共度的周末也不算开心,简经常流着泪回到伦敦。
当时的一个问题在于,史蒂芬虽然对绝大多数事物都很健谈,却不愿意说起自己的病,或是分享自己对此的感受。虽然有时简觉得有点困扰,但她也没有要求史蒂芬说。后来她才意识到,拒绝沟通为后来他们的关系破裂埋下了伏笔。
深冬的一天,史蒂芬去哈利街看过医生后见到了简。她问史蒂芬情况如何,“他做了个鬼脸”,告诉她,医生说“不用来了,我也无能为力”,然后就不说话了。
简在韦斯特菲尔德的第一年,经历了对自己信仰的质疑。本来这样一个有魅力又聪明,甚至能让简觉得自己像个“笨拙的少女”的小伙子,应该很容易让简变为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者。但简坚持了童年时母亲灌输给她的、对上帝的信仰,也坚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认为“如果想让当前的状态有所改善,就要对两个人都保持足够的信任”。史蒂芬虽然从来不信上帝,但还是很钦佩她的热情和乐观,慢慢地也被她这种情感所感染。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冬天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但是简在1964年春天去西班牙待了一个学期,写给史蒂芬的信却没有回音。那年夏天,她要和家人一起游欧洲,出发之前她还要在圣奥尔本斯待上一阵子,她发现那时的史蒂芬忧郁又悲观,大声放着瓦格纳的乐曲,一点也不想改一改他吊儿郎当和沮丧的态度,好像还打定主意要疏远她。后来简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真的很可怜。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他很烦恼。”那年夏天,他们基本没有见面。史蒂芬和妹妹费丽帕去了拜鲁特,看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巡演,再从那里出发,穿过冷战的铁幕,到达布拉格。
简和家人的欧洲行接近尾声时,她在威尼斯的酒店收到了史蒂芬寄来的明信片。史蒂芬能给她寄明信片已经很难得了,内容居然还很向上,包含了许多信息。明信片上是能俯瞰奥地利萨尔茨堡全城的要塞,史蒂芬在寄言里感慨着萨尔茨堡的音乐节,还有拜鲁特和布拉格。简带着这张明信片,在浪漫的氛围中游历了威尼斯,她控制不住自己回到英国和史蒂芬重聚的迫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