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字，道尽了采访者碰壁后自讨没趣的贱样。
但在这方面，樊吉生却游刃有余水到渠成，所以，他写得行云流水栩栩如生。他不会用电脑，全靠手写。这在内容増删结构调整等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但他还是顺利完成了。他跟我谈了出版的问题，他似乎也面临着资金的问题。他现在也没什么收入，先前的积蓄，老伴这次生病花去他不少。儿子倒是有钱，可他不想连累儿子。子女们不在身边，两人相依为命。细水长流处还暗示着，他要对老伴以后的生活予以安排，执子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天来的是赵德铸。自去年赠书后，他今年来的比较稀疏。估计他是断了这一爱好，不屑与我为伍了。他是我的老师，出学校后，我进入社会，他也离开讲台去乡镇工作。他生性耿直，刚正不阿。在仕途上，退休前是个乡长。他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生性正直，口碑极好，从不非议他人。在他工作的机关和乡下，没有半点有关他的绯闻和闲话。他处事公平，不偏谁向谁？这一品质贯穿到他给人牵线搭桥上。古往今来，但凡说媒拉纤，总是把人家的闺女说给自己的亲戚或家人。可他仅有的一次牵线，是把他下乡认识的一户人家的女儿介绍给跟他鲜有交往的人家。因为他觉得，只有他俩才是般配的。他行事低调，衣着朴素，从来不穿四个兜的衣服，西服更难附其身。早年脚上永远是一双草鞋。下乡是这样，开会也是这样。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筹办了一次同学会。他是那场同学会的发起人，是主角。几个同学想他洋式一下，就提前为他备好了一双皮鞋，聚会前强行让他穿上。自那之后，他不再穿草鞋了，但中山装和西服还是难上其身。
我和他不仅是师生关系，也是同村的人。他最早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虎虎生气，敢想敢干，大刀阔斧。七五年，他带领大队基建队在村里建了一座丁字形的两层土木结构的教学楼。第二年秋天，我们离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破庙小学，搬进了新校舍。明亮的教室，长长的走廊，宽敞的操场。教室不四处漏风了，课间活动不用在马路上溜达了，早操和体育课也不用占用下面生产队的晒场了。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他又带着基建队把破庙拆了，建了大队活动室，接着又一鼓作气建了茶场。
零八年，村小并入镇中心小学。村小校舍被拆除了，一个时代也宣布结束了。校址除建村活动室外，余下的全部变卖。而我现在的住址就是当年的操场，好像一段随风而逝的东西被我抓住了，让我在晨起和黄昏对当年那群建设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德才兼备。九九年秋，他把我第一个长篇拿去了，之后写了读后感寄给我。那时我在伊犁，冰天雪地的，环境不适应，工作也不如意。正彷徨间，收到了他的信。那封信虽是溢美之辞，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深受鼓舞，立即给他回了信。后来，他把他那篇寄给我的读后感和我回给他的信都编进他的第一本《逝年逸情》里。那是他出版的第一本集子，并赠给我一本。读完，才发现，腰圆膀奓的大汉，内心却是一片儒雅。他的文笔俊秀，叙事清晰。回头再看我的文字，跟他不在一个层次。自那之后，我们的交往便越来越频繁。加上我们的配偶是同姓，互相又认了姐妹，这便有点亲上加亲。于是，他就像老大哥一样时时关心我。
他是个感恩心重的人，这可以从他的文字中看出。他先前的文字偏重于律诗，而抒写的对象不是老师，就是同学；不是朋友，就是亲人。也许律诗太过局限，渐渐地，他散文式的叙事多了起来。他的作品多是写亲情，友情方面的。前年冬季，他的《漫卷痴情》又出版了，他给我送来一本。之后像是息笔了，不再见他写什么？可是，他每次来都要问我有什么进展？有没有新作？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热情不减当年。
最近几年，亲戚间走动的少了，朋友也寻不到几个。倒是上述三人常来我家。这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常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而我却是三个，多么阔气！人生中的不足被弥补了，生活的乐趣更丰富了。他们在我面前不再是资历很老的村干部，不是喜欢说教的长辈和高高在上的千万资产老板的父亲，不是循循善诱的老师和官气十足的乡干部。他们跟我处在同一个层次：文学爱好者。没有外人在场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畅所欲言大谈文学。当然，也谈其它，但很快又回到文学上来。我们知道，文学影响一代人的时代过去了，想借文学一步登天也一去不复返了。万能的网络把一切都垄断了，只靠一些点击量，就可以让一个人钻天或入地。我们也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义：仅仅是爱好而已。可是私下里，谁不想用文字改变他人也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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