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利与贪名，前者利用手中权力敛取财钱、中饱私囊，偏重于经济利益；后者则通过手中权力获取与本身政绩不符的功勋荣誉，偏重于所谓的“名声”。官员一旦贪名，就会挖空心思逢迎讨巧，制造虚假政绩，手中权力就会剑走偏锋，丧失为官做人的操守和底线。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却有相同之处，都会损害百姓利益，带坏社会风气，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悦其名而丧其实。据史料记载，唐朝睿宗至玄宗年间，有个叫姜师度的官员喜好兴建渠糟，不顾民生接连启动造仓运粮、开凿河道、兴筑水坝等几项大工程。繁重的徭役，搞得州县乱成一片，民怨鼎沸。为了留下名声，还有人“别出心裁”，在鲁城界内的盐碱地里屯田种稻，结果稻穗让蟹子吃了，于是又差夫打蟹，百姓被害苦了，就编了一首民谣讥讽传唱：“鲁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为贪一己虚名，违背规律，劳民伤财，这样的荒唐举止，祸国殃民，贻害一方。
细究一些官员热衷声华不务政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权力观扭曲错位。他们想的不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而是扒拉着个人“小算盘”，开展工作只看上级注不注意，不看群众满不满意，把工作重心放在给上级“留下印象”、让上级“肯定认可”上。哪些方面能出名挂号就专攻哪些方面，什么办法能贴金增彩就琢磨什么办法，致使工作变味走样，甚至干出给荒山刷绿漆当作绿化、在国道旁建“遮羞墙”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荒唐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为政者不必为了名声给自己绣花织锦做外衣，老百姓心中的秤杆自会量轻重。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到潮州为官8个月，体察民情，恶溪祭鳄，兴学育才，他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民众却将山水、学校和道路冠以“昌黎”来缅怀纪念他。君子虽殒，美名不灭。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相反，那些自立牌坊碑刻歌功颂德的，又有多少碑刻被后人推倒、被历史淹没。
《颜氏家训·名实篇》云：“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意为上等人建功立业全然忘记名誉，中等人努力奋斗以求名实相符，下等人不择手段一味沽名钓誉。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把群众信任和支持作为最大最好的名声，多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坚决摒弃沽名钓誉、欺上瞒下的贪名之风，不做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贪功之事，自然会留下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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