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后来这句话果真屡屡验证,宋徽宗在位时不恤政事,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到底是谁这么高瞻远瞩,还敢于否认端王的继承资格呢?这个人就是北宋宰相章惇,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宋史》将他列为奸臣,将其与蔡京、秦桧等人一并供万人唾骂。但他的政治主张对北宋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功绩堪称“北宋第一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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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的官宦经历与苏轼的关系变化是交相呼应的。章惇早年时候和苏轼是情同手足的好友,嘉祐七年(1062),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的苏轼与任商州令的章惇同是永兴军进士,二人初为官就相邻,又都是精彩绝艳之辈,就一见如故,倾心相交。苏轼曾在《与章子厚参政二首》其一中自述,他刚到长安时,就听说章惇是奇伟绝世的一代异人,还是一个对功名富贵不甚热衷的人。因此苏轼视其为知己,也自此开始了两人40年间的恩怨情仇。【 章惇的纠结人生“北宋第一宰相”落下骂名,幸福生活突然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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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们才二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少,二者的友谊也比较单纯,私下相处时推心置腹,谈笑间也口无遮拦。比如《道山请话》中记载:有一天章惇坦腹躺在床上,正巧苏轼从外面进来,他摸着肚子问苏轼:“你猜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苏轼说:“都是谋反底的家事。”章惇听闻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人关系称得上是亲密无间,不然“谋反”二字怎么敢轻易开玩笑。事实上,两人也经常结伴出去郊游,《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有次章惇与苏轼在山寺中喝酒,突然有人报告说有老虎,喝高了的两人脑子一热便骑着马跑去看老虎了。这样一对坦诚相向、无所不谈的知己,后来怎么就交恶乃至章惇恨不得致苏轼于死地呢?这都得怪政治立场造的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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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宋朝内部民贫兵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于是启用了王安石实行变法,此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章惇的政治立场倾向于王安石的新党,苏轼的政治立场则倾向于司马光的旧党。章惇深得王安石的赏识,被任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成员,后来又任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了。虽然两党明争暗斗,但此时章惇和苏轼的友谊还未受到影响。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章惇曾施以援手,对神宗说:当初仁宗将苏轼视为一代之宝,现在把他投入监狱,恐怕后世会非议陛下“听异言而恶讦直”。这段话对神宗触动很大。苏轼在狱中安然无恙以及之后得以出狱,与章惇等人的大力帮助是离不开的。因此后来苏轼也写了几封书信致谢,表达自己对章惇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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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景不长,自苏轼重返政坛后,二人关系便迅速恶化。元祐初年(1086),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其祖母高太后执政,她厌恶新党,大量启用司马光、苏轼、苏辙等旧党大臣,这对耀武扬威惯了的新党人士来说可谓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和章惇之间水火不容,对待新法问题时经常针锋相对,两党之间的隔阂也愈发扩大。在这种朝堂环境下拉开了放逐新党的序幕,章惇被逐出了京城,去知任汝州坐冷板凳了。常言道,风水轮流转。八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即位。谁也没料到,这位哲宗对他的祖母十分不满,因此情感上偏向新党,章惇等人的职位又被恢复了。但此时的新党已经不是王安石领导下锐意进取的改革派了,在位的皇帝也不是神宗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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