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姨太太”在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 二 ) 通篇|山水画|佳作|犹如|陆游|诗咏|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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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万种的姨太太2）女性出于现实考虑这里所说“现实考虑”主要是指女性对于物质的追求。“（男子与姨太）结合之初，男的无不随时在侧，陪伴周围，住洋房，坐汽车，服饰华贵，出入欢场，声色之乐既有，风头亦可算出足矣。”亦有姨太很直白的道出成为姨太缘由：“我愿意嫁一个富翁做小老婆，但绝不愿嫁给这些穷措大做妻的。”另有“师长”们的一些姨太在钱财进紧缺时所作的抱怨：“当我们师长...兼任主席，那时我们是何等惬意！一月的零用千五千，不成问题；吃穿的舒服，更不在话下，就是前年降任旅长，总算也还过得去，现在竟减到每月只有五十元的零用了，简直拏着玩不了那一事、看了戏，就不能又麻将，近来连先前的私积也几乎全都垫用完了…”同样在《礼拜六》中也有类似记载：“桂芳自从出阁后样样顺心，事事随意，所衣的锦绣，所食的膏粱。”由此可见姨太在婚姻初期所能享受的物质资源是很丰富的。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嫁入豪门”具有很广泛的社会因素。如在《姨太太的结果》一文中就提到了“花枝招展”的吴姨太琬华对于周家人的影响：周家父母因看到吴姨太“身着华贵”而认为“女儿也得有个有钱有势的女婿，可以享一生幸福。”女儿桂芳也对于这样的生活十分羡慕。不难看出，女子因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嫁入豪门”，这一现象在表面上似乎是由其“主观意愿”所决定的。然而实际上，由于社会与家庭等诸多因素的推动，“嫁入豪门”或许只是她们因物质而被社会“裹挟”之后所做出的选择，选择成为姨太可以说是“当局者迷”。此外，我们应当注意到，女性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了依附于男性（即家长）的家庭角色，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降低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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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姨太与家中资格较老的姨太之间的关联杨森作为北洋时期的军阀，一生中曾纳入十几位姨太，其中有一位姨太H便是“经过众多亲友集合的选择”；他的另一位姨太I确是“由甲（杨森）的弟媳和C、E亲自经营而成（C、E均为杨森之姨太）”。可见新姨太的纳入与“先入驻”的太太或众位姨太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显然资格较老的一方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如报纸上有这样一则记载：“大太太为着自己年老色衰，难以维系老爷的心，早就想自己去买一个美貌的女子来，给老爷做姨太太，这样一来，自己将来对于这个姨太太，可以操纵自如，大权不致旁落，祇要得到老爷的欢心和宠爱，外面这些‘野货’处便不再会去了。”另有在杨森家中，众位姨太“如果发觉家长对某人（某姨太）特别好的时候，就相约给家长另娶，这被娶的人，必求胜过得宠的人，因要使这新来的人，既能分宠，又能控制在她们掌握中。”可见前后两者都选择了为家长迎娶新姨太来巩固和重申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且务必使新姨太为自身为控制。前后两者是否借助此法达成了她们的目的我们暂且搁置，然而新姨太的处境则是显而易见的，不难想象如果她失去了被利用价值会落得如何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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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太太-蔡文娜二、一夫多妻制度下诸位姨太之间如何处理关系？蔡文娜在《一个过渡时期的家庭》中对于杨森各位“份子”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各位妻子在见面的时候都十分礼貌，“亦时常相约在任何场合出现”。然而如遇有冲突与矛盾，她们“一切心中的不满，都是用巧妙的方法来发泄。”即不会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意图，也能悄无声息地使得自己的目的达成。总之各位份子之间“能欺的则欺，不能欺的则怕，表面上不敢有所动作，背地还是等候机会，使用阴谋…（姨太之间）只有厉害的冲突，缺乏真情的流露，...只有一种虚幻的同情，也不能有何种具体的帮助。”可以说，这样的关系虽然实质上近乎冷漠，各份子在权衡自身利益得失的过程中彼此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在其表面上仍然能够维持一种较为均衡与平和的状态。与此种境况大为不同的是，袁世凯的妻妾们似乎相处的不尽“和谐”。袁的大太太沈氏常常趁袁世凯不在家的时候“无事生非”，对于袁的其他姨太“非打即骂”。往往某个姨太太只因为多陪袁睡了一晚，或者多给他梳了次头，便立即被沈氏罚跪砖头，如果哪位姨太太对老爷多献了点殷勤，沈氏便会把她绑在桌腿上毒打。由于沈氏出身“青楼”，“以前在妓院里时看到老鸨管教妓女那一套，如今全被她照搬过来了”此外，袁世凯还有一位五姨太，她与沈氏主要负责家中大小事务，因而算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特权。她与沈氏似乎“兴趣相投”，她俩的醋意往往“皆借家规之名”，往其他姨太太身上发泄。值得注意的是，姨太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男子的支配，这是显而易见的（如姨太之间的争风吃醋，某一姨太特别受宠则替他姨太相约为家长另娶等）。然而男子会主动干涉姨太之间的关系。如杨森会在各位姨太之间游走，“常用不同的悦耳之音以适合她们的意思。”比如对于年老的人，就说“年轻之妻不可靠”；向年轻的就说“年老的已不久于人世”等。